2020年1月，我与高鸿钧教授一起，从云南昆明飞往印度，开启为期18天的考察，旅行首站是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这座城市位于印度东部恒河三角洲地区。在这里，恒河的支流胡格利河浩浩荡荡注入孟加拉湾。正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尔各答成为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三大管区之一，并且从1772年起至1911年的140年间，始终是英属印度的首府。这也使这座城市成为近代史上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
为了深入了解此处的风土人情，我们雇了一位当地向导，在城中访古探幽。这是一座繁华而喧闹的城市，涌动的人流把古老街区塞得满满当当。我们乘坐的汽车仿佛人海中的小舟，在街道的“河床”中缓缓行进。隔着车窗，不时有英印时期的古老建筑映入眼帘，展示着维多利亚时代曾经的辉煌。
泰戈尔故居
作为文学爱好者，我对加尔各答的印象与泰戈尔紧密相连，因为这里曾是他的故乡。泰戈尔故居坐落于罗宾德罗大学校园内，是一座位于绿草林荫中的三层红色别墅，据说泰戈尔家族三代人曾聚居于此。泰戈尔家是焦拉桑科的婆罗门家族。泰戈尔的祖父叫达罗卡纳特，曾是19世纪本地区最大的商人之一。活跃的商贸活动开阔了达罗卡纳特的眼界，使他不仅与西方商业文明有了亲密接触，而且开始思考两个文明之间的转换之道。达罗卡纳特曾两次前往英国，并见过维多利亚女王。由于生活奢华，人们就称他为“王子”。当时，达罗卡纳特有一位朋友叫拉姆莫罕·罗易，是著名的社会改革家。罗易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是近代最早宣传“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观念的印度思想家。为了实现平等与公正，他在加尔各答推动了一系列宗教和社会改革，将传统印度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妇女现象作为突破口，针对寡妇殉葬、童婚、多妻和巨额嫁妆等陋俗展开斗争，提出了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主张。当时，罗易撰写的《论寡妇殉夫对话录》是著名的战斗檄文。在罗易影响下，达罗卡纳特也加入了这场印度风格的改革运动。二人于1828年在加尔各答共同创办了印度教改革的先驱组织——梵社。
达罗卡纳特育有五子，长子德本德拉纳特就是文学家泰戈尔的父亲。德本德拉纳特继承了父亲的改革理想，于1843年也加入梵社，成为第二代领袖。年轻时代的德本德拉纳特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也曾遇到一位良友，名叫凯舒布·钱德拉·森，二位都秉持改革印度宗教和社会的理想。但后来，德本德拉纳特选择改革传统印度教，而森却走上了改信基督教之路。两个曾经志同道合的人因此分道扬镳，这也导致了梵社的分裂。由于德本德拉纳特的思想较保守，反对激进变革，人们称他为“大仙”。然而，这位“大仙”在西方理性主义和传统印度教之间并不容易找到内在统一，以致最后他选择退出了公共生活。据泰戈尔回忆，父亲曾经在别墅里读过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其中所描绘的那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新教伦理，让德本德拉纳特大感厌恶，认为那是守财奴的哲学。德本德拉纳特对西方文明有选择地接受和批判性地汲取，由此可见一斑。在人生晚年，德本德拉纳特在加尔各答郊区找到了一个名叫“圣地尼克坦”的地方，将它购置下来留给了孩子，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诗人泰戈尔。
泰戈尔就出生于我们所参观的这座红色别墅，他在这里度过了快乐而自由的童年时光。与作为“王子”的祖父和作为“大仙”的父亲不同，泰戈尔对金钱和宗教都没有表现出浓厚兴趣，却对文学情有独钟。在别墅里，我们这位印度“贾宝玉”和兄弟姐妹们每天吟诗作赋，并积极参与到风起云涌的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中。泰戈尔受到孟加拉虔敬派诗人们的启发，将“梵我合一”的吠檀多哲学融入隽永诗篇。但与传统吠檀多哲学的出世倾向不同，泰戈尔借助诗歌来歌颂自然和生命，表达个体灵魂与宇宙交融一处的体验，形成了独特风格。正由于这种独特风格，使泰戈尔在1913年以《吉檀迦利》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当我们驻足于泰戈尔家族三代同堂的祖屋，突然间意识到，泰戈尔家族的历史折射着印度文明浴火重生、实现近代转化的历程。三代泰戈尔，从“王子”“大仙”到“诗哲”，体现出印度社会精英对于西方商业文明从接纳到反思，进而融会贯通的心路历程。泰戈尔家族是时代的幸运儿，是印度人中的先知先觉者，而印度的普罗大众实现同样的精神转化尚需不同方式和更漫长的时间。
胡格利河畔的庙宇
向导并没有容许我们在泰戈尔故居流连忘返，他马不停蹄地把我们带向了一个新的地方。那是一座庙宇，坐落在胡格利河畔。在夕阳余晖下，那座庙宇显得庄严肃穆，而河边却有很多衣着鲜艳的印度人沐浴。如此对比鲜明的画面让我们惊奇不已。而向导也在语速飞快地介绍眼前的景致。向导说，这座庙宇是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的总部，也是孟加拉文艺复兴的重镇。与泰戈尔相比，我们对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近乎一无所知，向导推介的热情令我们大感惊奇，连忙认真请教起来。原来，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是孟加拉地区与“梵社”齐名的一个宗教改革组织。它的名字源于一位当地祭司罗摩克里希纳。罗摩克里希纳曾经在加尔各答本地的伽梨女神庙中修行，是一位虔敬派信徒。在修行过程中，罗摩克里希纳针对当时印度盛行的宗教分立和教派斗争，提出了“人类宗教”的主张。他认为，世界诸宗教所信仰的神都是同一实体，只不过名称不同，“就像你们吃冰棍一样，直着吃，或者斜着吃，都是一样甜”。因此，各种宗教的信仰者应该消除分歧，在“人类宗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罗摩克里希纳教了很多弟子，其中有一位特别杰出，名叫辨喜。辨喜原名兰特拉纳特·达塔，出生于加尔各答富有的刹帝利家庭。在年轻时代，辨喜受到西方理性主义思潮影响，在加尔各答市立学院攻读法律，且对梵社的社会改革理想报以同情。但很快，罗摩克里希纳的宗教思想吸引了他，将其人生引向了新方向。罗摩克里希纳去世之后，辨喜肩扛重任，用印度瑜伽派哲学中的“行动瑜伽”思想鼓舞自己，投身到印度宗教改革的伟业之中。1893年，辨喜漂洋过海，戏剧性地出席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并发表演讲，引起轰动，还成功地将印度新吠檀多派的哲学引介到西方。归国后，辨喜团结罗摩克里希纳的其他弟子，共同组建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在印度组织了大量救灾、济贫和公益教育活动，深刻影响了印度近代社会发展。和老师一样，辨喜也提出“普遍宗教”的主张，希望弥合印度内部各大宗教，特别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希望建立起一个统一而又包容的新印度。为此，他努力推动改变传统印度文化的出世倾向，以积极生活的行动哲学来鼓舞同胞。可惜，天不假年，这位杰出的改革家39岁就去世了。
精神文明的内在转化
当我们听了向导的介绍，不免心生感慨。如果说，泰戈尔家族的故事展现的是印度社会精英阶层的心路历程，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则揭示了印度普罗大众在时代变革中的精神转化之路。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考察一个文明的现代化时，常常更容易重视物质的一面，对精神的一面却关注不足；更容易观察到精英的一面，却容易忽视大众的一面。印度是世界宗教博物馆，其人民绝大多数都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罗摩克里希纳选择从拥有悠久历史的虔敬派传统入手，以情感作为着力点，以“信瑜伽”的方式鼓舞民众，方法可谓高明；而他的弟子辨喜则在此基础上，转而以“业瑜伽”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更可谓锦上添花。辨喜对业瑜伽的强调，恰恰启发了甘地，使其发展出斯瓦拉吉的政治主张，为后来印度独立打下了思想基础。而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又可发现，泰戈尔家族走的是“智瑜伽”的道路，主张以智慧来使人民觉醒，而罗摩克里希纳师徒选择的是“业瑜伽”和“信瑜伽”的道路，实践的是以行动和真诚使人民觉醒。他们都从古老的印度文明中汲取了能量，并进而推动本民族乃至整个文明的现代转化，而这或许才是印度文明的内劲。
这次印度之旅和在加尔各答的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问题，促使我不断思考：同样作为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国如何才能够实现自身的精神升华，将现代思想与古老传统融会贯通，从而真正实现文明的现代转化呢？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