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是指在政治议程上将特定议题凸显出来的过程，是达成政治成果的关键步骤。联合国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组织，既是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的主要行为体，也是不同行为体设置国际议程、为世界定规则的场域。女性主义思潮和理论的兴起，为考察性别平等进入国际议程的发展和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性别平等已从联合国议程的边缘走到中心

　　经过长期的女性主义理论准备和持续的国际妇女运动，在女权领袖的卓越领导、妇女组织的团结动员和无数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性别议题逐步进入国际议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合国宪章》中写入“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的内容。但总体而言，在冷战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受到限制，性别议题处于国际议程的边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聚集到联合国舞台上。在国际妇女运动的推动下，经过“联合国妇女十年”和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关键国际文书，承诺将女性主义理念纳入国际议程，形成国际规范，并逐步扩散、内化为联合国内部及区域、国家的政策与实践。

　　联合国大会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将性别与发展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性别平等成为八个千年发展目标之一，强调必须保障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以此作为战胜贫穷、饥饿和疾病及刺激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2015年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当前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议程之一，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不仅是一个独立目标，而且贯穿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

　　可以看出，在联合国机制下，性别平等这一女性主义理想已从国际议程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议程中的优先事项。“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则是全球治理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本质特质。

　　将性别平等纳入国际议程的女性主义推动力

　　联合国机制下的性别议题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而女性主义影响下的各类行为体对性别平等的国际议程设置及其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第一，女性代表提高了联合国对性别与发展议题的关注度。1946年，丹麦的博迪尔·贝格特鲁普女士（Bodil Begtrup）领导创立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并于1947年呼吁对妇女地位和待遇进行全球调查。随着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国家加入到联合国大家庭之中，发展中国家妇女在国际议程设置中的作用有所增加。印度的维贾雅·拉克希米·潘迪特夫人（Vijaya Lakshmi Pandit）和利比里亚的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女士（Angie Brooks-Randolph）分别于1953年和1969年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此外，发展中国家女性代表主张将妇女平等从强调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法律平等扩展到平等参与国家建设、社会和经济发展，加强公民责任和全面提高妇女地位，重视发展中国家贫困妇女的劳动等方面。发展中国家女性代表的观点得到来自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女性主义学者和专业人员的支持。

　　第二，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揭示了妇女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个发展十年战略期间，不结盟运动兴起。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状况及其对发展的见解受到一定的重视。1970年，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在《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中，通过考察妇女在不同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展示了妇女的现实处境与需要，激发了国际社会关于妇女在发展中作用的讨论，并推动将发展中的妇女问题纳入联合国的议程设置。其后，1975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城举办以平等、发展与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确定1976—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经济发展中妇女的作用”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中心议题。

　　第三，女性主义组织强化了妇女与发展议题的相关性。研究显示，在国际议程设置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在议程形成阶段发挥的作用最大。大量女性主义组织致力于将性别议题纳入国际议程，并总结出一套影响国际议程设置的策略。例如，为筹备1985年内罗毕联合国妇女问题会议，印度经济学家吉他·森（Gita Sen）等专家学者和活动家于1984年创立“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网络，致力于挑战不公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探寻女性主义替代方案，把宏观经济问题引入妇女运动议程，对妇女与发展国际议程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妇女地位委员会提高了性别平等议题在国际议程上的优先级。妇女地位委员会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之一，其在回应女性主义诉求、实现性别平等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妇女地位委员会的首要职责是研究妇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起草和监督执行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国际文件；搭建联合国、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平台以及领导开展旨在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妇女各项权益的重要活动等。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妇女与发展议题一直处于妇女地位委员会议程的优先位置。最后，妇女地位委员会不仅对推进各项行动纲领负有首要责任，而且已将从性别角度执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置于优先位置。

　　总之，女性主义政治家、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国家行为体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等共同塑造了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国际议程，促进性别平等成为国际议程上的优先事项。

　　中国参与性别平等国际议程设置的成就与机遇

　　长期以来，中国与77国集团一道，向联合国大会、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特别是妇女地位委员会提出决议草案，推动将性别与发展议题纳入国际议程。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在国别方案中亦将涉及妇女和女童权能目标列为优先事项，在多项发展目标上取得积极进展。

　　同时，中国参与全球妇女发展国际议程设置的意愿和成果逐步展现。2015年9月，为纪念北京世妇会召开20周年，中国与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举办全球妇女峰会。2020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并提出中国主张。可见，中国已积极参与到推动性别平等的国际议程设置中。

　　近年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进程面临挑战，部分已达成的性别平等目标发生了逆转。为应对“全球治理赤字”，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中国倡议”为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加速器”。无疑，性别平等是“中国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的未来实践中，中国需在关于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主张”中进一步凸显性别平等的优先位置。这样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的影响力，而且能够为加速实现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妇女发展研究”（20BGJ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