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1916—2016），中国新闻教育家、新闻学者，中国新闻学泰斗，原名甘遐飞，四川邻水人。1938年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120师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5年任新华通讯社绥蒙分社记者。1946年参与《绥蒙日报》的创办工作。1947年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9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副教授。1958年，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授、新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舆论研究所所长。

　　甘惜分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多年，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著有《新闻理论基础》（1982）、《新闻论争三十年》（1988）等作品。《新闻理论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论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作用等问题的专著；《新闻论争三十年》是其1978年以来的新闻学论文选集。

　　甘惜分曾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学会理事、全国记者协会特邀理事、吴玉章奖金新闻评审组召集人等。甘惜分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多年，曾获中国传媒大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北京邹韬奋园丁奖。2015年5月，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他颁发首届“新闻传播学国家学会奖”终身成就奖；12月，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为他颁发了“中国舆论学研究终身成就奖”。

甘惜分题写的书法：“知识不老化 思维不僵化 文风不套化”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今年是建党百年，新闻学界也有一位百岁“新闻人”，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荣誉一级教授甘惜分先生。心向革命的他，22岁便奔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他奉命奔赴敌后，先后在120师政治部和晋西党校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日本投降后，他调任新华社记者、编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48年，他曾现场聆听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讲话。解放战争时期，他亲身经历并记录内战期间的重大事件。1954年，他奉调到北京大学工作，1958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从事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成为我国新闻学科第一批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出版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创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从事舆情民意调查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大型新闻学辞书，创办并主编了我国权威新闻学术集刊《新闻学论集》。

　　甘惜分教授被新闻学界称为“新中国新闻教育的奠基者”“中国党报理论的奠基者”“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开创者”和“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发起者和带头人”。他曾一再强调，“不要给我戴各种高帽子，把我夸得太过了”。他说，自己真正中意的是被称作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先驱者”。他说，颐养天年不是他的人生哲学，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才是他的人生追求。他以笔为枪，奋斗一生，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他一生为之战斗和坚定捍卫的信仰。

　　新生向党：开始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

　　甘惜分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说：“一生当中，我的第一个转折就是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大胆地走向了延安。这步跨得非常大，也跨得很正确。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我这一生中第一步跨对了。”

　　1916年4月17日，甘惜分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一个贫苦家庭，幼时便父母双亡，初中毕业后辍学，在乡里做了一名小学老师，那时他才16岁。他现在的名字也是那时他自己改的，意在珍惜光阴。当时，他把自己当小学教员的工资大部分都汇到上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出版社邮购书报。正是从这些书报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读马克思主义是“犯规”的，只能偷偷读。全面抗战前夕，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风起云涌。1935年，甘惜分在成都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年初，他和好友熊复相约，一起踏上了延安这片革命热土，从此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了解。

　　一到延安，他先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半年后，转入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专门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资本论》等。一年后，由于革命需要，他被派到120师政治部，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负责讲授历史唯物主义。那些年，他跟随部队转战四方。1940年，他在晋绥军区安家，历任中共晋西地方党校教员、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43年，他奉命到塞北军区检查工作时，不料遭日寇偷袭被俘。逃出后，因组织审查，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他自始至终都视党籍为生命，他的学生和朋友都说，他们根本不知道甘老师没有党籍，因为他从言到行都是标准的共产党员。

　　在晋绥边区，他先在《晋绥日报》，后在新华社晋绥分社“慢慢学做记者”，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转折。这一时期，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和《列宁全集》20卷，这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他还参加了《绥蒙日报》的创办工作，报头就是他题写的。《绥蒙日报》停刊后，他又回到了偏僻的山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和同志们坚持出版一个油印小报《今日新闻》。当时，他们借助唯一的收听电报的耳机，收听陕北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以获悉最新战况。由于耳机声音小，电波受干扰，为了尽量不漏听，“有时把耳机紧紧贴在耳根上，压得耳根生疼”。虽然《今日新闻》只是一张出版了几个月的油印小报，可是甘惜分却认为“再艰苦的条件也掩盖不住真理的传播”。他把办这张小报看作是“整个党的新闻事业在艰苦中创业的一个缩影”。

　　感动了几代人的刘胡兰烈士的英雄事迹，就是这一时期经甘惜分之手修改、编发的。他将原稿件标题改为《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使刘胡兰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精神跃然纸上。他将稿子发到新华社总社后，解放区的许多报纸都作了转载。他还亲身经历了《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并在1948年4月2日，作为现场记录者，聆听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作为新华社记者跟随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第一时间探访了国民党败逃前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大肆血腥屠杀的现场，率先报道了杨虎城将军被杀真相。在接管国民党中央社重庆分社后，甘惜分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创办了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并任采编部主任。当时，他经常列席中共中央西南局党委会议，多次在现场聆听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近40年后，他在《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文中，总结了解放区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用一句话说完，就是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察一切。”这既是他理论学习的成果，也是他十年新闻实践得出的真知。

　　新闻有学：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1954年以后，是我生命史的后一段，是命运的分界线和转折点。”这一年，他离开了新闻业务一线，走上了新闻教育岗位。当他拿着介绍信到北京大学报到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他在个人简历的学历一项中填了个“初中”，不过，好在有“延安马列学院”的学习经历，凭着这块“金字招牌”才得以顺利入职。

　　他刚到北大从事新闻教学，便萌发了一种想法，“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建设中国自己的新闻学”。当时系里分配给他的任务是讲授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新课题。因为当时人们习惯于把新闻工作当作党的宣传工作来看待，很少谈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很少研究新闻现象的科学规律。当时，教学使用的主要教材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苏联新闻教材，甘惜分拿到的第一本是《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学教学大纲》。他通篇认真浏览了一下，发现全书共6章，前5章都是苏联新闻史，最后一章才转到“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和实践”，而这一章从第2节到23节都是讲报刊编辑部门的分工，只有第1节讲到基本理论，标题是“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基本原则”，全文不到1500字。对此，甘惜分深感不平，一连串的问号在他的脑海中跳出来：难道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就只是这样干巴巴几条吗？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新闻规律难道不应当列入大纲吗？这一系列问题使他进一步坚定信念：“我们必须有中国自己的新闻学理论，目前还没有，必须根据中国多年的新闻实践创造出中国的新闻学体系来。”

　　甘惜分将课程名称定为“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他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工作言论的熟悉、全党几十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和领导人撰写的文章，又结合他在新华社十年的工作经验，制定了自己的教学提纲，包括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党报的性质、作用和任务；宣传鼓动的多种形式；党报的基本原则；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修养等。其中“党报的基本原则”是最主要的一章。在这一章中，他又特别强调了党性原则问题，将之作为最根本的原则加以讲授。他始终认为，是否坚持党性原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最大区别。后来，谈及社会转型时期新闻媒体所要坚持的原则时，他首先强调的还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

　　1957年召开的两次新闻座谈会，成为他人生中又一重要节点。在“怎样看待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上，甘惜分认为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他认为，问题在于要看是什么样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报纸总是与某一政治立场相联系的。

　　1960年，他“自投罗网”，卷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一场学术批判运动之中。当时在两个问题上，他与一些学者发生了激烈辩论：一个是报纸性质问题，另一个是无产阶级报纸同资产阶级报纸之间有无继承关系问题。他自述当时的情形是：“白天开会，晚上挑灯夜读，向马列著作求教，寻找武器，第二天再战。”最后，这场论战以中宣部派出工作组进驻调查，重开了一次新闻学术讨论会作为收尾。在会上，甘惜分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新闻有学”，正是他从这次争论中得出的结论。

　　1976年以后，甘惜分不再只是作冷眼观察，而是开始投身战斗。1979年9月，他有意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意图打破二十多年中国新闻界的沉寂空气，写了一篇将近2万字的论文《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对“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这一规定进行了细致考证，认为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是历史的必由之路。1981年，他又写出《论我国新闻工作中“左”的倾向》一文，学习贯彻党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对肃清“左”的流毒不够重视的现象提出批评，并历数了多年来“左”的思想倾向的种种表现。

　　这些举动包含着甘惜分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就一直开始的思考，即中国报纸站在人民立场发挥监督功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他思想转变的起点，但他的立足点始终未变。他说：“我是个打不倒的老家伙，我没有东倒西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认识真理是逐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之所以有这么大胆量，是因为我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1980年4月到7月，64岁的甘惜分挥汗如雨，日夜兼程，写就了《新闻理论基础》。这是他从60年代初就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写一本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时隔20年，终于在4个月里完成了这部20万字的著作。全书分上下两篇，这是甘惜分三十年来新闻实践和新闻学术生涯的理论总结，是从他的切身体验中形成的一个理论框架。他把新闻和舆论作为新闻事业的两大支柱，分为两章来写，“新闻是事实，舆论是意见，事实和意见是任何新闻事业的基本支柱，缺一不可”；下篇展开论述新闻事业和社会的关系，主要是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新闻事业和群众的关系、新闻事业和党的关系，他将之作为新闻事业的“三种最根本的关系”。

　　在这部被公认为“中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新闻学的专著”中，作者多次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绪论“怎样研究新闻学”一节中，甘惜分写道：“我们将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分析和阐述新闻这一社会现象的规律性问题，并且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新闻学理论进行批判”；在第七章，他指出，之所以专门将新闻事业和党的关系放到最后来研究，是将其作为三种关系中“总结性的、关键性的问题来看待”，明确提出“党的新闻事业必须具有最坚定的党性，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要和党保持一致，这样它才能在每天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下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人民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坚持党性原则，首先就是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甘惜分写道：“我们的新闻事业，要每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国内外重要事件作出科学的解释和阐述。……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划清界限，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对于这本书，甘惜分指出：“如果说1960年我在全国反右倾之浪潮中大反极左思潮，打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炮，那么1980年我写出《新闻理论基础》，就是放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第二炮。”对此，《人民日报》曾报道说：甘惜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新闻的第一人。甘惜分后来也说“这本书有如一个母亲的初生儿，一切都是自己的，只有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给我的”。

　　该书出版后发行20万册，成为全国许多新闻院校的新闻理论教材。1984年中国新闻界开始评定职称，中宣部指定此书作为考试辅导教材之一，甘惜分也应邀赴全国各地作辅导报告，获得了全国性学术声望。

　　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次将新闻学列入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甘惜分、方汉奇、王中成为新中国首批三位新闻学博士生导师，而在此前的1978年，甘惜分已成为新中国首批硕士生导师之一。这一时期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创办并主编了《新闻学论集》，目的是“痛击‘新闻无学论’”。

　　但是，甘惜分称自己这一时期的新闻思想是“解放脚”，就是指思想的半解放。这一时期，他还完成了一部没有出版的书稿——《新闻学原理纲要》，书中加入了“新闻三环理论”（信息、新闻和传媒新闻）、“新闻三角理论”（事实、传播、受众）、“新闻真实论”“新闻控制理论”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在某些问题上比《新闻理论基础》有进一步发挥，写法也大为改变，思想和语言也较为简明了”。但写好之后，甘惜分认为它是“不成熟的”，所以未出版，但却成了他自己思想的“一面镜子”，“看一看自己为了探求新闻规律，思想上经历了多么曲折的道路”。1988年，甘惜分的论文集《新闻论争三十年》出版，收录了1979年至1986年初他写的一些新闻学论文。他在1987年8月写的前言中，如是说道：“我的新闻思想到此算是一个总结。一个人的思想随着形势的发展总是不断地发展的，新的思想历程正在开始。”

　　思想有恒：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据甘惜分晚年自述，他思想的真正飞跃“是在1986年建立了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之后，通过舆论调查，了解到不少民情，也摸了摸新闻界的脉搏，思想上才有了大的变化”。

　　当时舆论研究所的研究是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起步的，“没有专职人员，没有办公室和资料室，没有一部电子计算机，没有一分钱经费，一切全由有志于此的教师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他为该所拟定的宗旨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舆论调查与研究，其任务有三：第一，及时准确地进行民意测验，沟通和传导社会舆情，分析社会舆论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为政府有关部门了解民意及施政决策提供参考，为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第二，调查新闻传播效果，为我国舆论机构提供实证研究和数据资料。第三，在舆论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的建构、特点及功能。

　　1988年，面向北京200位“三高”（高职、高知、高龄）人士所作的对当年形势进行预测的调查——“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是甘惜分先生的“得意之笔”。《人民日报》专门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多一点阳光，多一点透明，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1988年，舆论研究所又继续推出了“蛇年展望”。而当年参加调查的博士生，现在都成为中国舆论学研究的重要学者。2015年，甘惜分荣获“中国舆论学研究终身成就奖”。

　　除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这一时期，他还主编了皇皇180万字的《新闻学大辞典》，是中国首部详尽全面的大型新闻学辞书，开辟了“新闻界事件”栏目，将古今中外新闻界重大事件按年代排列，有如一部新闻事业简史；撰写时力求用语客观，不加褒贬；对新闻事业不发达的国家一视同仁。

　　他还发表了一系列重磅论文，显示出他思想上的转变。如《“多声一向”论——论党在新时期的新闻政策》《传播：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新的形势呼唤新闻体制改革》《警惕“党八股”卷土重来》等。尤其是“多声一向”论，被甘惜分认为是他此后十年内新闻思想的纲领性文章，即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一个方向）下，充分发扬民主，发展新闻自由，报纸发表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发表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创办具有不同性格的报纸。

　　他总结自己这一时期思想的变化，是从“官方的思维方式”向“严格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后来他自述其思想发展经历了“探索、徘徊、清醒”三个时期，但“变”中有“不变”，那就是他几次思想转折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总的思想指导之下”的，他在很多场合都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人生观是正确的，是到目前为止最科学的世界哲理”。他最自豪的事就是“从20岁左右就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到现在为止，我这个人没有认错路，我把正确的东西告诉了群众”。“五十五年我都在大学教书，不会纵横捭阖，不会上下其手，只会钻书本，但我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我是一个读书严谨、务求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

　　甘惜分先生有一手好书法，他写的内容最多的是“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达民意，呼民声”；“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拜人民为师，而后师于人民”；“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有报格”；“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这些内容也是他对青年一代学子的寄语，更是他自己一生坚守和践行的马克思主义箴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并在这次会议上明确将新闻学列为11个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学科之一。他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闻舆论工作第一位的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自觉做到“四个牢牢坚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回顾甘惜分的百年人生，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正是他不变的底色；一心向党、心系人民，又是他在新闻这片热土上战斗、耕耘、创作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他在2014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就说，他能从一名初中生成长为大学教授，首先要感谢党，没有党就没有一切。对于有人称他是“中国新闻学界的泰斗”“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人”等，他表示“这些都不重要，我只是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写新闻、教新闻、研究新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19ZDA3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