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1903—1972），原名华延年，浙江龙游人。浙江省第八师范、浙江省第四中学肄业。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1925年8月，任青年团南京地委书记。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青年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团江浙区委宣传部长、团浙江省委书记、团江苏省委书记和团顺直省委书记。1928年5月，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同时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五大”。回国后，负责筹备和主编了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1930年，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1931年初，任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1932年，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满洲特委书记，在赴任途中被捕，直至1937年才被释放。此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后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1941年，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前往西康做统战工作。1943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赴云南做龙云的统战工作。1945年10月，任国共谈判中共中央代表团顾问。1946年，主持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并任上海工委书记。1947年初撤往延安。1949年，协助指导山东大学工作，后被选为校委会委员和主任委员。1951年2月，被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同年创办《文史哲》杂志并兼任社长。

　　华岗主要著作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略》《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五四运动史》《苏联外交史》《中国历史的翻案》《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辩证唯物论大纲》等；译著有《共产党宣言》。

　　华岗（1903—1972）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都以“坚持真理、为民服务”为宗旨，为党的革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届《文史哲》编委会合影 资料图片

　　一腔忠诚的革命战士

　　华岗称自己“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学者”。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先后担任过党内的许多重要职务，在党的群众运动、理论宣传、统一战线等工作中都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受五四运动影响，华岗年少时就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宁波的浙江省第四中学就读期间，得到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的引导，这使他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较快提高。

　　1924年，在担任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期间，华岗初步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他通过发表相关文章，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宁波分会”等行动，参与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运动”。在五卅运动期间，他又参与组织了宁波的学生罢课、游行、反帝宣传、对英日的经济绝交运动等。他还通过参与编辑进步刊物《火曜》，痛斥“国家主义派”用国家观念偷换阶级观念，或明或暗地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和愚弄青年的做法，并与宁波的反动势力展开斗争。

　　1926年，在上海工作期间，华岗指导团组织发动工农群众，积极引导具有革命热情的学生，努力形成学生与各种革命势力乃至中间势力的联合战线，为迎接北伐战争的胜利到来而不停奔走。他组织学生并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联合政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华岗坚持理想，坚持战斗，努力恢复组织，在多地参与组织暴动。

　　1928年，他赴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和中国共青团五大。回国后，除了负责团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他还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根据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译本，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此译作于1930年秘密出版，是继陈望道译本之后在国内出版的第二个中文全译本，也是由党内学者翻译的第一个译本。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华岗对《共产党宣言》做了准确诠释，尤其是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更为精准，更接近现在通用的译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岗在上海参与组织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民反”）。“民反”通过组织示威游行，出版会刊《反日民众》等，带动了整个抗日救亡运动，华岗等人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华岗等人还以“民反”的名义，组织了义勇军委员会，通过上前线宣传、组织军民联欢，并搞兵运工作，协助十九路军作战。

　　1932年，华岗在赴任中共满洲特委书记的途中不幸被捕，先后被关押在济南、青岛、武昌等地。在狱中，华岗经受住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发表任何对党不利的言论。直到1937年，他才在董必武的营救下被释放。出狱后，华岗再次被中央委以重任，担任了《新华日报》首任总编辑。《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政治机关报，在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华岗与报社同仁克服国民党的种种阻挠与破坏，将《新华日报》办成了在国统区宣传抗战以及党的纲领、方针、政策的阵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岗也因此与胡乔木、王芸生一起，被誉为国统区“最好的三大手笔”。

　　1941年，周恩来委派华岗赴川西联系刘文辉。华岗通过与刘文辉谈话，帮助他明确了政治方向，使得刘文辉从与中共的一般联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阶段。1943年初，华岗又赴云南做龙云的统战工作，成功争取到龙云等人支持民主革命。他还参与倡导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把昆明文化教育界一批民主人士组织起来，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著名人士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为把昆明建设成大后方的民主堡垒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华岗担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在他的建议下，上海工委通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组织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进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请愿，同时在上海举行了约10万人的反内战群众游行。1947年元旦，华岗还参与组织了10万多人的上海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逐渐形成了中国人民反美反蒋的第二战场。

　　构建马克思主义革命史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华岗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在构建马克思主义革命史体系、推进社会发展史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与同时期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一起，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20世纪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不少史学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从事中国历史研究。他们以回应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为目标，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探索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开辟和拓展了诸多史学研究的新领域，细化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议题，初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华岗专注于中国革命通史和专门史的研究，为构建马克思主义革命史研究体系以及革命史范式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作出了独有贡献。他的代表作《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五四运动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等，都充分地展现出唯物史观的学术理念、历史理念和分析方法。

　　首先，《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都是华岗为回应时代需要而创作的，是唯物史观“为现实而历史”这一学术理念的集中体现。1931年出版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是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作为亲历大革命并目睹了大革命失败的革命者，华岗强调自己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便后继者在吸取教训之后更好地迎接新的伟大战斗。这本书的前三章分析了中国大革命的远因与近因，通过对大量资料与事实的研究，弄清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明确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种对中国国情的认真分析，为革命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提供了依据。第六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这场革命的性质与动力的认识，对党在工人运动、土地革命、参加革命政府、组织革命武装等方面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等作了全面分析、检讨和总结，教育了许多革命者。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初版于1940年，当时抗日战争正在艰苦卓绝地进行中。针对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等人蓄意歪曲中国历史，“想从曲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形式来无耻辩护它的侵华战争为‘圣战’”，华岗一方面通过《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等文章，揭穿了侵略主义者历史学的反动性，批判了“中国社会外铄论”和侵略主义、中国历史循环论及所谓“亚细亚的停滞性”等；另一方面，他通过写作《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树立正确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该书立足于民族解放运动，上起1840年鸦片战争，下至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横贯近百年中国历史，有学者称之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奠基之作”。华岗在增订本自序中表示，该书初稿是在抗日战争紧张期间为了适应读者急切需要而产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 借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书中对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的比较分析，是这一目标最为鲜明的体现。他指出：虽然甲午战争的敌人仍是今天的敌人，但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和国际条件，与甲午战争时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改变，“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拿甲午战争为例，以为中国兵器武力都不如日本，就不能战胜日寇，而发什么‘抗战必亡’，‘再战必亡’或‘战则两伤’、‘和则两存’的谬论者，那便是汪逆精卫一派的汉奸理论”。

　　其次，华岗在其革命史著作中对革命根源与性质的探讨，都充分地体现出唯物史观注重经济基础在历史进程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把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变迁视作社会变动的根本原因这一历史理念。例如，在对辛亥革命的讨论中，华岗提出，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维持旧有生产关系的要求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诉求之间的矛盾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源。又比如，在对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讨论中，华岗通过详细分析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民族资本主义以及农村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论证了这次革命的主要任务在于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肃清封建势力来消除这种阻碍。

　　最后，在对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中，华岗普遍运用了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法。比如，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中，他提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坚强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具有保守、散漫、无组织等局限性，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更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尤其是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农民革命就很难取得成功。

　　推进社会发展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社会发展史研究的兴起。据统计，从五四运动至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出版的比较著名的社会发展史专著就有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李达的《现代社会学》、马哲民的《社会进化史》、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等十余部。这些社会发展史著作虽然基本上能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叙述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阐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华岗于1940年出版《社会发展史略》一书，旨在对这些缺陷加以补救。第一，因受社会进化思想的影响，此前的社会发展史著作普遍将社会演进看成一种量变的渐进过程，而忽视了社会发展中质的突变——革命事实的存在。《社会发展史略》一书第一次用“社会发展史”代替了“社会进化史”的提法，并在分析不同社会形态的崩溃时尤其强调了革命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二，此前的社会发展史著作通常都只讲到资本主义为止，“好像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是为了准备资本主义制度而存在，可是资本主义的自身，却不是为准备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而存在似的”。华岗在《社会发展史略》的“资本主义社会”一章之后，单独列出“社会主义社会”一章，对社会主义社会到来的必然性、其生产方式的特征以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都作了详细介绍。第三，一些学者为了论证中国历史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普遍规律，很少留意甚至完全抹杀中国历史、社会、国情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华岗的研究尤其注重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例如，在分析中国奴隶制的特点时，他指出，“中国殷代是最初的社会分化——奴隶制的形成，已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不过中国历史由于古代氏族制之残存以及其他社会条件，使殷代奴隶社会又具备着土地国有、中央集权、公社分裂形态以及国家治水事业等特殊形态”。这些观点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史研究，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除了研究具体的历史以外，华岗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可贵的探索。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他提出，历史作为一种科学，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即便是为了推动人民解放斗争的作用，也不能容许捏造历史。如果所根据的历史事实，已有捏造之嫌，或至少是不完全真实的，那末前提既经落空或错谬，论据必然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而要建设“信史”，求得历史的“本来面目”，首先要适当地运用考证学，但要注意为其注入科学历史观的“新生命”。具体来说，一要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审察各种史料。譬如要想探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活态度，就需要把清谈、玄学、隐逸、酒药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不可割裂它们之间的联系；二要注意不能以今人的观念来评价过去的历史——比如把为夫击鼓助阵的梁红玉视为“女性觉醒”的体现，或者在过去与现代的制度形式之间做刻意的比附——比如认为王安石的保甲法、隋唐的团甲等与现代宪政制度相合。其次，还需要有进步的立场与正确的思想方法。具体来说，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将那些被帝王、贵族、军阀、地主等“喝血者”歪曲的历史予以匡正；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区分必然与偶然、主要现象与次要现象，把握历史的主流与决定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按照对象自身所具有的发展规律，一一安置于适当的地方，并从此得出应有的客观结论”。最后，要注意野史的运用。因为正史往往存在歪曲和涂改事实以适应当时统治者要求的情况，所以应重视从各时代的私人著作如野史、杂记、文集、诗词中挖掘对正史史料进行补充和订正的有益成分。由于野史杂记和文艺作品毕竟夹杂着私人情感，所以难免存在偏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历史更可信，必须再考信于实物，即考古所发现的各时代的人们所手制的器物。

　　创办《文史哲》杂志

　　新中国成立后，华岗投身教育事业，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在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期间，他重视人才、作风民主，积极推行新教育体系改革，打造出了特色鲜明的学科规划蓝图，使该校呈现出教学秩序好、工作效率高、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局面。华岗在山东大学的一大贡献，就是“开风气之先”，于1951年创办了全国首家高校文科学报《文史哲》。

　　在创刊之初，《文史哲》只是一本同人刊物，办刊经费由华岗和参加办刊的教师们自行负担，由于缺少专业编辑，刊物没有销路。这些困难丝毫没有影响华岗的办刊热情，他亲自主持稿件的组织、审定与修改，每期文章都通读一遍，为了赶出版时间，常常连夜突击改稿。为了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他还积极约请国内的知名专家学者为《文史哲》写稿，并亲自写稿。在主持《文史哲》工作期间，华岗重视扶持年轻学者，鼓励和指导青年人写作，要求“尽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现一个新作者”，通过《文史哲》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人才。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华岗作为创刊人的开拓精神。

　　华岗在创办《文史哲》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文史哲》的工作积极鼓励文科教师学习马列主义，使得20世纪50年代初山东大学的文科教授在较短时间内接受了马列主义，并开始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等重大历史课题。

　　同时，华岗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的关系是前者指导后者，而非代替后者，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定于一尊”。当出现不同的学术见解时，必须通过自由的讨论来解决分歧。在这样的办刊理念指导下，《文史哲》成为百家争鸣的学术舞台。比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是史学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有的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敢与持“西周封建说”的人进行争鸣，因为怕混淆学术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华岗自己赞同“西周封建说”，但他虚心与这位教授交谈，鼓励他阐明自己的观点，写出文章在《文史哲》发表，引起了一场学术讨论，影响波及整个史学界。后来开展的“农民战争问题”“《红楼梦》的时代背景问题”“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等的争鸣，也都是由于《文史哲》的提倡而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其中有些问题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二三十年间，始终是全国学术界热烈谈论的重要话题。

　　《文史哲》始终坚持关注学术动向、引领学术潮流，广受称道，为海内外学界所尊重和推崇。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华岗在创刊时奠定的基调显然是密不可分的。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了殷切期望。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史哲》创刊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赢得一定声誉。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作为一名涉猎广泛的理论家，华岗的学术研究与成就并不局限于历史学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研究开始主要侧重文学和哲学，并且都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华岗在山东大学时，曾为中文系开设了“鲁迅研究”课程，指导这些老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鲁迅杂文、小说、散文，探索鲁迅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分析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对后来“鲁迅学”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在哲学方面，华岗写作了《美学论要》与《规律论》。在《美学论要》中，他深入而详尽地阐述了对美学诸问题的看法，初步形成了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理论观点。例如，在对“美的本质”这一美学根本问题的研究上，他提出“在人对现实的美学关系中把握美的本质”这一闪光的思想。华岗写作的《规律论》一书，则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规律的哲学思考最系统的一部著作。该书引用了大量的自然科学材料，勾画出了哲学与各门自然科学之间内在联系的全貌。书中还从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着重剖析了矛盾规律的多种表现形式和与之相应的多种解决矛盾的方式，尤其是认真研究了唯物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各自的独立意义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对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规律颇有助益。

　　终其一生，华岗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两条战线上鞠躬尽瘁，始终“坚持真理、为民服务”，既在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实践中把握具体的真理，又运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处理问题，达到“为民服务”的最大要求，将老一辈革命家与理论家的赤诚之心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从今日观点来看，华岗的学术研究也许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抹杀，治学的求真致用精神更值得后辈学人敬仰与学习。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