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际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一系列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被阻断，大大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状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中国经济将增长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前路漫长且易受挫折。一部分国家为了有效防控疫情，从采用单向限制性手段逐渐转向双向、多边的严格管制措施，这些都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整体链条断裂的重大风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面对全球不确定性风险的挑战，应主动调适和积极演化来确保中国经济实现适应性发展的能力。

　　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发展

　　全球化分工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化寻源的主要方式之一，主要针对一个行业内的增值序列，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整体流程以及供应链如何在其中创建和捕获价值。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分工分为四个阶段，即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前两个阶段为初级，后两个阶段为深度。在初级阶段，对一国的资源禀赋要求相对较低，劳动横向差别较小，资产专用性弱化为通用性，分工“进入壁垒”较低，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价值链分工的主要阶段。到深度阶段，处在较高层次的劳动差别扩大，专业化知识在分工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分工“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都较高，参与者不仅以高素质劳动，更以高新技术和专用性资产参与利益分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早期采用了代工模式，即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通过为海外企业贴牌代工的方式融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水平都相对低端。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中国依托这种发展模式，凭借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从最初级的组装加工起步，遵循“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制造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完成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成为“世界工厂”。产业链和供应链发展程度也从初级逐步转向中高级。在这个过程中，产业链发展不断深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供应链效率不断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持续攀升，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和抵御外部风险提供了坚固依托。出口贸易结构逐步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过渡到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但在进一步的升级过程中，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受到了发达国家生产者驱动与购买者驱动的跨国公司的双重阻击和控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加深，自主创新在产品附加值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转型

　　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将一种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依据区位、成本等优势在全球布局，从而引致大量中间品贸易和要素的国际流动，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产业链供应链的塑造和转型。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全球不确定风险的外在因素，中心—外围的分工体制才是不确定性的最大内在因素，发展中国家需要逐步摆脱发达国家实施“锁定效应”下的分工陷阱。

　　一方面，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资本优势，积极推动后发国家市场换技术，通过套牢、锁定代工企业，试图建立稳定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寻求包括“低成本、高质量、弹性供应”的多维关系绩效。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体系的不断建构中，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作为其全球战略意图与核心竞争力的组织载体，对后发国家产生主观的“锁定效应”。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长期代工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多数企业通过贴牌代工的方式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忽视了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等环节，陷入被动等待订单的依附型状态，后发国家自己也产生客观的“锁定效应”。一旦发展中国家有意摆脱这种“锁定”，跨国公司必然通过反倾销、技术壁垒、专利与知识产权等手段来遏制代工者的模仿型技术追赶，抑制代工者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这样，当发展中国家依赖初级要素深度嵌入国际分工与贸易中时，也就被牢牢锁定在生产成本降低型的生产模式和技术路径的低端环节，甚至还可能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和福利水平下降，形成路径依赖的恶性循环，固化分工地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变化也对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影响。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还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供应链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等。

　　双轨联动应对挑战

　　面对高新技术制造业遭受外围封锁、传统制造业面临东南亚追赶、国内制造业要素成本上升等多重考验，我国提出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轨联动应对挑战。

　　在国内循环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充分挖掘需求潜力。顺应居民消费模式和消费习惯提升，深化消费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加强消费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二是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作为后工业化国家，打造适合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链，实现制造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是有效应对风险的关键环节。同时，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促进上下游供应链融通发展，由依赖全球价值链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和投资能力向基于国家创新链的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发展，从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创造。三是要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我国政府要主动适应新动能加速成长的需要，发挥国家创新链的杠杆能力，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支持，更大力度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国内循环的政策性梗阻，着重提供对跨行业有重大影响的政策路径并搭建影响国计民生的各种供应链平台。

　　在国外循环方面，着重有以下几点举措。首先，明确扩大开放的国策不变。尽管目前很多国家都开始重视国内制造业的内循环、自循环，但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实现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因此我们要坚持扩大开放，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提供信心。其次，改变过去以效率为导向的绩效指标，而代之以韧性导向。效率导向与韧性导向往往是背道而驰的，与追求大规模而导致的成本优势的效率导向不同，韧性导向内在要求具有适应复杂环境中各种颠覆性破坏的可能性，这就需要产业链供应链具备多元化、富余性或松弛性的特征。最后，要着眼于技术迂回的高端嵌入。应着重以功能嵌入和链条嵌入为核心的高端嵌入，走技术迂回的高端嵌入路径，不能亦步亦趋地直接跟进。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特征给这种嵌入带来了无限可能。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的一个特点就是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结束低附加值加工出口和粗放式全球化，开拓内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有序竞争的新优势。当前的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既是考验也是机会，既是对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固化风险的实践反思，也是触发改革创新的战略联动。我国需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完善价值创造、价值提升和价值获取，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建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全球价值链中风险的社会放大及其防控研究”（18AJL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