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空间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经表明，相对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等先天因素，本地市场效应形成的规模报酬递增是推动经济空间集聚的重要后天内生动力。作为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大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指明了新方向。

　　国内大循环作用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国际大循环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能，在改革开放不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78—2000年间，中国利用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首先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开始，逐步扩展到全国，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引进外资等方式参与国际大循环，区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内不同区域通过全面参与以中间品贸易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大循环也支撑中国区域经济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周期。2008年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影响，国际大循环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开始由上一阶段的峰值逐渐回落。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自身在科技创新、市场规模等领域形成的新竞争优势使得国内大循环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提升，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外部环境变化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

　　国际大循环面临新形势

　　当前，国际大循环驱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正面临愈加严格的约束条件。

　　一是资源约束不断收紧。长期以来，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中要素成本优势的重要来源，但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优势正不断下降。2019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8.1%，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供给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不断丧失。

　　二是环境约束日益强化。以外商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国际产业转移是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驱动国内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现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大循环分工中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会导致“污染避难所效应”，表现为重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但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已对国际产业转移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不加甄别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式。

　　三是经济安全约束的重要性正在凸显。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国，中国长期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战略非常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这也使得我国发展外部环境面临新变化。更重要的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大循环分工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低端锁定”陷阱，通过模仿、技术溢出等途径已难以有效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原发创新能力上的差距，更难以解决中国发展急需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在芯片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断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的独特韧性，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仅依靠国际大循环的外部需求与技术，不可能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在可持续性、质量等方面遇到的严峻挑战，更难以保证经济安全。

　　转换区域经济增长动能

　　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更严格约束条件使得国际大循环在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优化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是大势所趋。在由国际大循环切换为国内大循环主导驱动的动能转换过程中，需要警惕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

　　一是众多外向型区域经济增长动能的平稳转换问题。2019年中国整体对外贸易依存度约为32%，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浙江和江苏等中国东部发达区域对外贸易依存度都在40%以上；东莞、苏州、深圳、厦门等城市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仍然超过了80%。如何平稳过渡到国内大循环主导的新阶段，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双向挤压下，外需减弱、资本回流导致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后，培育出国内大循环主导的新动能是保持区域经济稳定发展、缓解区域经济运行风险的重要前提。

　　二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问题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在新发展格局下，规模因素在决定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区域间在人口、产业等存量资源上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优质资源和要素将进一步向少数发达区域聚集，在此基础上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会导致区域差距扩大风险。首先，中国区域经济将呈现东西差距与南北差距并存的整体格局。除了已有的东西差距外，由于北方在自然地理条件、营商环境与经济规模上的劣势，新发展格局将加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北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诸如东北、天津、山东等正处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关键期的北方区域将面临更大压力。其次，城市间差距将取代城乡差距成为主要问题。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已进入城市化中后期，城市化初期阶段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差距在缩小。但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红利逐渐消失，由城乡劳动力转移驱动的城市化动能减弱，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要求将使得城市间人口流动驱动的城市化动能增强。存量人口的空间再配置将导致中国城市体系中城市收缩与扩张并存，加剧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以及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间的区域差距，区域差距的表现形式也将更加多样化。

　　立足超大市场规模优势

　　新发展格局下重塑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动能的关键是立足于国内循环中形成的超大市场规模与技术创新优势，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支撑，从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首先，中国要充分利用超大市场规模优势牵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利用自身多层次、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化国内产业链与价值链，深化国内区域分工体系，在通过国内产业链、价值链的空间重组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与竞争力的同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发挥超大市场规模对创新投入、成果转化与应用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激励前沿引领技术的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创新驱动发展。三是发挥线上与线下融合发展的多样化市场需求优势，利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产品与技术供给的快速迭代，形成更多区域经济增长突破点。

　　其次，中国要积极利用技术创新优势放大国内市场需求。一是要充分发挥自身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轮科技革命诸多领域的技术创新优势，构建新型消费生态体系，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提升国内需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二是利用新技术构建城乡一体、全国联动的高标准国内统一大市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区域间交易成本，加速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拓展国内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最后，从供给与需求双侧发力重塑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最重要制度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制度优势，通过实施积极有为的区域经济政策以及制度创新畅通双循环中的堵点和梗阻，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动能的顺利转换。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