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一国内部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建立健全国内价值链，寻求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已成为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要求。

　　聚焦本国内需与区域分工

　　分工是全球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从本质上讲，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都是生产过程中最优资源配置方式的体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别，主要在于分工所依托的地理范围差异，前者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内部开展的区域分工，后者是指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国内价值链是基于一国本土市场需求，由本土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在本土市场获得品牌、销售及终端渠道，同时具有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高端竞争力，进而融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国内价值链的形成主要依托国内各地区的资源配置和整合，需要切实发挥国内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将巨大内需潜力作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的关键优势，逐步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转变为以本国内需为主导的主场经济全球化。因此，加快构建国内价值链要求逐步形成能够虹吸全球资源要素的国内市场效应，推动构建体系完整、关联紧密、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链，有效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并通过开放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有机链接。

　　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

　　第一，推动国内价值链的构建与优化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倒退，并呈碎片化、区域化趋势；同时，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红利在我国正逐渐消失，由此带来经济增速换挡与新旧动能转换等挑战。在世界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外部需求较为乏力的情形下，国内价值链将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一方面，构建并优化国内价值链能够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扩大内需并以内需与外需共同促进经济发展，改变以往经济发展主要靠外需和外资拉动的局面；另一方面，将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对接，可以积极参与各种双边、区域与全球性多边合作，实现国内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并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从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推动国内价值链的构建与优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包括产业基础能力薄弱，部分核心技术与关键环节缺失，以及供需结构性矛盾仍未完全解决。而构建国内价值链能够服务于国内产业布局和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化解其区域化和本土化趋势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国内价值链的优化需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加快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更深入地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完善我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有效化解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面临的供应短缺乃至断裂等问题，带动产业链的恢复和世界经济的复苏。

　　第三，推动国内价值链的构建与优化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型，需要解决现阶段存在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既有的国内区域合作虽弥补了我国早期经济发展重心偏沿海、偏东部、偏发达省市的不足，但仍未从根本上有效破解东部与中西部、沿海与腹地、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的产业发展相互割裂、政策制定恶性竞争、对外开放各自为政等难题。为此，我国需要进一步通过国内价值链的构建与优化多方发力，发挥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打通关键堵点和障碍，实现不同地区在共同目标下的协同联动发展，由此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加快区域协同联动发展

　　一是着眼结构嵌入视角，推动促成我国区域之间的产业协同。区域协同联动发展是国内价值链的重要内涵之一。在统筹各地区经济合作与分工时，可着眼于结构性嵌入视角，将国内价值链的各个节点置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和地理区域之中，考量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时，充分发挥国内价值链的辐射作用，特别是在优化国内价值链时，应牢牢把握全局观念，以促进整体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带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

　　二是突破路径依赖限制，加快国内价值链规则改革创新。实施更深入的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要求各地区政府积极疏通既有的监管体制机制障碍，同时为吸引各类投资和促进各种要素有序流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创新管理方式，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主动为当地企业提供政务服务。另一方面，从财政、税收、人才引进、对外投资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吸引高素质人才，重视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源培训，使技术、资本、劳动力、数据等生产要素在更高层次集聚，参与更广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基于生产要素整合而形成的新竞争优势。

　　三是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推动全国统一要素市场建立健全。国内价值链的良好转型，需要灵活运用市场手段优化配置来自不同地区的各类资源，减少要素价格扭曲。政府应侧重于交通运输、物流仓储、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扰，降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不确定性，促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跨区经营和要素配置。此外，还应持续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减少阻碍人才流动的不利因素，创新人才流动模式，推动不同类型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在生产一线与学术研究之间、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有序自由流动。

　　四是深化创新驱动战略，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完善。以重点产业发展为目标，实现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及相关产业突破发展。各地政府应充分利用产业支持政策，依托自身发展优势，聚焦国家亟须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领域，鼓励本地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国内产业技术转型升级，尽快突破西方技术封锁围堵及垄断。此外，还可完善创新支持政策体系，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推动数字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有机结合，进而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紧密对接，加快我国制造业创新迭代速度。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增加值视角下中国国内价值链的网络结构演化及其机理研究”（7190315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复杂网络视角下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作用空间研究”（19XJA790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