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强调保持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的重大命题，引起了学界的热烈反响和讨论。那么，我国为何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如何认识保持这一占比基本稳定的深刻意义，又该如何做到占比基本稳定？笔者拟对这些问题谈谈认识。

　　西方国家正步入“去工业化”轨道 

　　西方发达经济体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迄今已有200多年发展历史。纵观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工业化的成长阶段（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在这一阶段，蒸汽机和纺织机得以发明和广泛使用，棉纺织、煤炭、炼铁、铁路等工业形态出现和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蒸汽时代”。其间，英、法、德、美等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英国凭借棉纺织业优势建立了世界霸权。

　　二是工业化的成熟阶段（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阶段，电和内燃机得以发明并广泛使用，推动电力、钢铁、石化、汽车、飞机、造船、装备、基础设施、家电等产业出现和快速发展，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此时，美国成为超级工业大国，取代英国确立世界霸权地位。

　　三是“去工业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到2008年）。“去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业已形成的制造业优势走向萎缩和衰落的态势。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传统产业优势丧失，高新技术产业面临挑战。在许多西方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成果即棉纺织业、服装业、煤炭开采等或关停，或转移别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主要产业，如钢铁、造船、装备、化工、家电、基建等，规模大大萎缩，竞争力严重下降，飞机和汽车制造的垄断地位严重动摇，高科技产业如计算机、半导体、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受到挑战。

　　目前，西方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很低，大都在20%以下，包括金融、保险、咨询、信息、广告、批发、旅游、餐饮、酒店、家政在内的服务业占比达到80%以上。西方国家步入“去工业化”轨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导致的后果也非常严重，如本国制造业失去竞争优势、技术创新能力衰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失业率不断提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政府债台高筑、货物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乃至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经济陷入持续停滞困境。

　　正确认识“去工业化”现象的本质 

　　“去工业化”现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对其成因和后果进行研究，提出了多种观点。有观点认为，随着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品需求稳定甚至增加，将导致制造业劳动力减少，推动“去工业化”进程；有观点认为，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迫使本国企业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导致制造业劳动力减少，引致“去工业化”效应；也有观点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是“去工业化”的主要诱因；还有观点认为，一国自然资源丰富会导致经济发展过于倚重资源开发和贸易而轻视甚至排斥制造业发展，进而导致“去工业化”。这些观点尽管出发点各异，但落脚点相同，都认为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后，制造业占比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是必然趋势，因而将“去工业化”视为一般规律。

　　其实，上述观点存在一个严重的方法论错误，即忽视了生产关系对制造业占比变化的影响，将发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经济规律错误地看成产业自身演变的一般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看，“去工业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必须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去认识。“去工业化”并不是制造业自身演变的规律，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所决定的制度性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其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规模扩大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萎缩之间的矛盾，导致现实问题加剧，迫使资本离开制造业转入非制造业领域，或者离开本土转移至国外，导致“去工业化”。其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更加先进的机器所替代，成为相对过剩人口，被迫从事服务工作，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其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大量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淘汰，在推动“去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导致本国制造业体系完整性丧失、规模不断萎缩。其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逐利动机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发展必然导致国内制造业投资锐减，出现产业空心化，以致推动“去工业化”。其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传统制造业被淘汰后留下的生活必需品供给空白主要依靠对外贸易来填补，由此导致货物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这表明贸易赤字的上升不是“去工业化”的原因，而是“去工业化”的结果。总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工业化完全是在资本的推动下进行的，制造业占比变化背后的推动力量是资本，制造业在本质上是资本逐利的手段，为资本谋求最大利润服务。当制造业不能给资本带来高额利润时，就必然遭到资本的无情淘汰。换句话说，制造业占比下行并不是制造业过时了，而是不能给资本带来高额利润而遭到淘汰或转移至他国。“去工业化”进程由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是西方国家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以高质量发展助力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 

　　我国用7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现在我国已经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拥有强大制造业已成为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为此，他特别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认识制造业的重要性，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遵循、明确了目标。我们要深刻吸取西方国家“去工业化”的教训，加强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防止“去工业化”现象，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确保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目前，我国依然是世界制造大国，但从历史发展看，占比有所下降。我国制造业占比在2012年为31.5%，到2022年为27.7％，下降了3.8%。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快速上升，使得制造业占比相对下降。这一变化与西方国家制造业严重萎缩、制造业向国外转移造成的“去工业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必须看到，我国存在“去工业化”的风险因素，如一段时期内，大量社会资金流入房地产领域，在推高房地产泡沫风险的同时，严重制约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导致资本配置失衡以及贷款难、贷款贵等问题严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制造业内部存在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与高品质需求不匹配，以致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等。这些风险若得不到有效化解，势必诱发“脱实向虚”和“去工业化”现象发生，推动制造业占比进一步下降。这无疑会削弱我国制造业业已取得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所以，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切实筑牢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那么，制造业占比维持在多高合适呢？综合考虑制造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作为宏观经济治理和产业政策调控的目标，我国制造业占比最低应稳定保持在30%的水平上。这就要求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支撑，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

　　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保持我国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制度保证。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着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积极规范和调节各类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确保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保持一致，着力避免导致“去工业化”的各类风险因素。

　　二是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传统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为此，要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

　　三是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智能手机等产业发展位居世界前列，应在保持既有领先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强做优。同时，还要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做大做强产业集群，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四是要提升制造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产业基础能力方面，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重要产品工程化攻关，尽快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创新环境建构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方面，一方面大力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增强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不断增强产业链配套水平、供应链效率和自主可控水平、本土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等综合竞争力。

　　五是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大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效能，是保持我国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的关键。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把更多资源投向以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制造业重点领域，更好满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六是要促进制造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制造业无序外流是“去工业化”的重要推手。当前，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有助于化解产业安全风险。积极探索区域间产业合作新路径、新方式，结合不同产业的特性和发展阶段，引导其向符合发展条件的地区转移，同时从各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出发选择产业承接重点，形成各区域产业发展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格局，确保我国制造业优势得到保持和充分发挥。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