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但同时在外需持续、快速下降的情形下，国内经济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呈总需求不足的特征，这就要求推动投资与消费形成扩大内需的强劲合力。

　　我国内需提振空间广阔 

　　其一，我国消费结构仍然具有较大升级空间。人均GDP在2019年首次突破1万美元，是中国走向后工业化时代的重要标志。纵观美德日韩等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一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往往会发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国当前的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大致相当于日本和韩国20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消费升级空间依然可观。具体来看，中国可选消费尚在普及与升级阶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且城乡差距仍然存在。此外，以“科教文卫”为代表的高端服务性消费上升较为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领域的有效供给不足。如果通过加大对“科教文卫”和其他高端消费领域的投资来创造相关需求，同时持续推进以“科教文卫”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来提升相关行业效率，就能够打开中国居民在可选消费、高端服务性消费等领域的广阔空间。

　　其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尚处“半途”中，增量空间和存量改进空间广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进程不仅推动了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增加，还通过改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推动了住房、汽车、休闲、旅游等新业态发展。但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化率与西方主要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需要继续通过新型城镇化释放国内需求。此外，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在现有城镇化的基础上持续释放大量需求。

　　其三，高储蓄率是持续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的基础。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支持中国高投资率的基础是更高的储蓄率水平。提升资本转化效率将是当前化解我国资本供给能力下降的有效途径。从中长期看，有必要对金融体系进行整体改革，完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在短期内，应积极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步提升投资转换效率。一方面，完善现有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吸引更多境外的中长期资金。另一方面，继续发挥商业银行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积极作用。提升商业银行一体化投融资服务能力，引导商业银行用好多元化服务手段为合作企业提供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及时投放政策性中长期信贷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追加投入，形成杠杆效应。

　　其四，高质量金融开放为国内资本存量提供新支撑。理论研究表明，国际资本通常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2018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稳步推动金融业开放，包括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高标准、多渠道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等。展望未来，随着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净流入额将更加稳定；股权和债权投资也有望从净流出转向净流入。在人口老龄化致使我国储蓄率降低的背景下，境外资金持续的稳定流入为国内资本存量提供新的支撑。从中长期看，由于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速，中国的自然利率（自然利率决定实际利率的长期水平和走势）水平将持续且显著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

　　其五，宏观政策空间较为充足。中国政府保有正常的政策空间，为实现自身稳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策环境。就货币政策而言，中国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4%，仍存在一定降准空间。消费动力不足以及收入增长放缓导致价格水平持续低位运行，意味着当前的实际利率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为进一步降息提供了政策空间。就财政政策而言，我国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假设下，政府部门通过自身的赤字开支提供基础货币，再进一步转化为国内私人部门的净收益。我国可在压低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同时，通过适度增发国债的方式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空间。

　　面向国内大循环的宏观调控改革 

　　一方面，聚焦拉动国内需求，提速宏观调控改革。在逆全球化趋势显现，外需逐渐走弱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更应注重国内大循环，着眼于拉动内需增长，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首先，用国内财政赤字逐步替代净出口，用发行国债取代外汇占款，建立新型货币发行渠道。自1994年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汇占款都是我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资金来源。当下，我国应通过中央政府赤字开支提供基础货币，牢牢掌握货币主权。在此情形下，政府不仅可以直接为改善民生、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供支持，从而促进最终消费；还能为加强自主创新、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注入资金，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风险，提高其投资收益，调动投资热情。其次，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鼓励国内高端产业发展、减少出口退税补贴等方式，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现状，逐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实现贸易平衡甚至是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局面。再次，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在国际贸易中积极采用本币进行交易和计价，进而以对外增加本国信用货币供给的方式换取实际经济资源，增加本国居民的净收益。最后，推动形成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经济的一体化。虽然财政赤字在货币发行机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我国这样一个大体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应着眼于挖掘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实现企业利润与劳动者收入循环累积、国内各地区协作分工、城乡互为市场的国内经济一体化。

　　另一方面，财政政策要加大扩张力度，货币政策要压降真实利率。短期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扭转需求不足的局面至关重要。财政政策方面，可从减税降费等侧重收入的政策，转向消费补贴、政府投资等支出端政策。例如，在全国范围内发放消费券可在有效拉动消费的同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还能避免因直接发放现金“徒增”居民储蓄的被动局面。此外，政策性金融贷款应关注收益率较低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投资，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方面，应通过压降真实利率拉低中长期利率水平和风险溢价，进而借助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产估值等渠道推动信用扩张，由市场主体自身的力量改善现金流状况，最终形成对消费和投资的有力支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