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各类古籍以及古代传说中，凤鸟都以其吉样的寓意被奉为“鸟界之王”“百鸟之长”，就如《史记》中记载“凤凰来翔，天下明德”，凤与中国的“龙”图腾一样，在历史上具有神秘色彩，是太平盛世的象征。凤鸟纹以其多样的形式、生动传神的造型、强烈的装饰性以及浓郁的文化特色，自古以来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图腾，其纹饰在中国的美术图案中比比皆是。尤其是在隋唐时期，凤鸟纹被广泛地运用在丝织品、金银器、石窟寺壁画以及墓葬壁画中。入围“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中出土一具鎏金王冠，其中就有凤鸟纹饰，那么这种纹饰与海内外所见其他珍贵文物上的凤鸟纹样有何不同之处呢？
孤傲高冷：青海出土8世纪金冠立凤振翅欲飞
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人员在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希里沟镇发现一处壁画墓，这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吐蕃时期壁画墓，该墓年代限定为663年（吐蕃占领时期）至8世纪中期之前。此墓葬内设置有密封的暗格，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未有发现先例。暗格内置的长方形木箱内发现一件龙凤狮纹鎏金银王冠，金冠前后为对称立龙纹饰，而两侧“各饰一凤立于莲花座上”。
《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对立凤纹饰的描述是：“莲花座以绿松石镶嵌仰莲花瓣，周边生出五束忍冬枝叶，其中三束自中心和两侧蔓延至立凤周边，在末端边缘处形成花蕾。在立凤头顶和左右翼侧分别生出一簇联珠纹团花，花心与花瓣均嵌绿松石为饰。立凤口含花枝，双翅开展，身体中心装饰一簇联珠纹团花，花心镶嵌圆形蓝色宝石，周围镶嵌环形和圆形绿松石各一圈。左右翼尖处各有一花瓣形镂孔，露出衬里的丝绸。”
《简报》只是对冠面整体式样做了简要介绍，并未对立凤的造型特征做深入分析。据笔者仔细观察，立凤居于该金冠左右两侧冠面正中，其凤首、双翅、凤爪皆被忍冬枝叶所装饰，也就是说立凤被花枝团簇。立凤双爪紧紧扣在仰覆瓣状莲花座之上，其腿根几乎贴在身体上，屈膝半蹲状，似“<”形。立凤双翅完全打开，向上扬起，似有立马振翅飞翔之感。凤冠由镶嵌着五颗绿松石的花瓣构成，倒钩的凤喙似鹰嘴，含着一朵花枝，后颈的羽毛如波浪打着卷儿，凤眼显得冷峻傲视，凤首、凤颈与右翅形成上大下小的“S”形，而立凤身上的一簇联珠纹团花由外圈的14颗绿松石、里圈的小长条形绿松石和中心的蓝宝石三层组成。而两侧的立凤在细节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屈膝的角度、凤首的造型。通观整个凤鸟纹冠面，其纹饰既显得富贵大气、独具匠心，又集中体现出多元文化、多种文明的互鉴与交融。
一舞千年：隋唐凤鸟纹流变尽在敦煌壁画
在敦煌各个时期的壁画上，尤其是隋唐时期莫高窟各种经变画、服饰花纹、洞窟顶部的藻井图案和龛楣边饰纹样中，凤鸟纹更是多见。我们可以将其归类为隋代、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五个时期，通过对莫高窟第71窟边饰图案的立凤、第220窟灯树顶端立凤和第321窟西壁龛顶南侧天宫栏墙中的立凤纹样的凤首、凤颈、凤翅、凤尾进行类比分析研究，我们可将此三幅凤鸟纹饰判断为初唐时期纹样。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敦煌壁画初唐时期的凤鸟纹均神情生动、挺胸抬头且自信昂扬，仿佛象征着一个强盛的王朝即将到来。凤鸟特征是“凤的头部略低于双翅和凤尾的高度，位于凤头后面的翅膀均略高于凤头前面的翅膀，凤鸟的尾羽则形成了整体凤鸟纹的最高点”。除此之外，凤鸟的首尾曲线均可概括为“之”字形，这与隋代的凤鸟纹样相比，鸟身的姿态则显得更为圆润，双翅多能形成一个“圆形”。
同时，隋唐时期凤鸟纹凤首造型主要以鸡头鸡嘴为主，整体样式英气逼人，栩栩如生。凤首纹样可分为三类，羽冠竖起、羽冠平缓、竖平兼备，其中又主要以羽冠竖起为主要表现形态，凤颈上下粗细程度相近的凤鸟纹，凤首一般为羽冠竖起的状态；凤颈为上细下粗的凤鸟纹，凤首为羽冠平缓与竖平兼备的状态。
与各个时期的凤鸟纹采样对比可见，敦煌壁画中初唐时期凤鸟翅膀多以对称式展开为主；盛唐时期除表现凤鸟侧面翅膀造型外，其余也为对称式展开翅膀；中唐时期凤鸟翅膀多以侧面样式为主；晚唐时期凤鸟翅膀形式与初唐时期类似，多以对称式展开为主。而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凤鸟纹的尾部造型十分丰富，姿态优雅，极具美感。其大致形态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平行排列型，第二种为整体上扬型。
经反复观察，笔者发现青海出土8世纪金冠立凤纹与初唐时期营建的第71、220、321窟的三幅凤鸟纹图案相近，尤其与莫高窟第71窟边饰图案的凤鸟纹极为相似。二者相比，两只凤鸟均为立凤，羽冠平缓，双翅对称式展开，几乎能构成一个圆形，凤首造型并非“鸡头鸡嘴”，笔者认为是鸡头鹰喙更为恰当，嘴中含有花枝，尾羽整体上扬。略有不同之处是金冠凤鸟双腿屈膝呈半蹲状，好似振翅欲飞，而第71窟凤鸟双腿直立，一前一后，身体略有前倾，似在行走，同时其胸部前挺凸出如张弯弓，但金冠凤鸟胸部有所收敛，没有这般夸张。而凤鸟胸部前挺凸出如弯弓的同类造型却在海外所收藏的金饰片上得以印证。
昂首凸胸：海外藏金银饰片凤鸟张力十足
2019年在敦煌研究院举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上有两件吐蕃时期（608—866年）凤凰纹鎏金银饰片，这两件文物长45厘米，宽35厘米，为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所收藏。策展方对这两件文物的表述是：“凤凰的组成部分包括三叶形冠羽、卷曲的尾羽，以及通常最显著的部分——颈部的蛇鳞状羽毛。每只凤凰都立在一朵莲花上，整体大致呈椭圆形。”
笔者认为，这两件凤鸟纹饰片凤鸟造型虽然在细节上稍有不同，但总体一致。其中一件的凤鸟双翅从驻足的莲花座一直拉伸到凤首颈部，几乎拉成一个圆圈，既有张力又显饱满，尤为夸张的是凤鸟胸腹前挺凸出，其弧度似张弯弓，双腿挺拔直立，双爪紧扣，四支颈羽向后飘扬，代替了尾羽的花枝在身后蓬勃绽放，整只凤鸟挺拔威武，一派雄赳赳不可一世的凶猛傲气。
海外藏凤鸟与金冠凤鸟除都是立于莲花之上，双翅伸开成圆形这些明眼看到的相同之处外，仔细辨别笔者还发现金冠凤鸟其颈部的羽毛也是蛇鳞状。而莫高窟第71窟凤鸟因为图案太小，临摹作品未能刻画出颈部羽毛的细节，颈部是否也是蛇鳞状羽毛就不得而知。笔者在搜集颈部羽毛蛇鳞状特点的凤鸟纹资料时，发现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收藏的一件凤鸟纹鎏金饰片，其凤鸟颈部也是蛇鳞状羽毛。同时，1971年西安市郭家唐墓出土的一组金凤鸟饰件其凤鸟颈部也是蛇鳞状羽毛。那么这就说明，凤鸟鳞状颈羽是唐、吐蕃等凤鸟形象的常见特征。
相比海外藏吐蕃风格的凤凰鎏金银饰片和乌兰泉沟金冠凤鸟纹样，西安博物院所藏西安市郭家唐墓出土的一组金凤饰件表现了典型的唐代凤凰形象，翼较短且轻巧上扬，长尾的线条精致生动，展现出凤凰轻歌漫舞、生意盎然的姿态。三者相比，我们看到虽然饰片颈部和胸部的蛇鳞在唐朝凤凰的身上已有所表现，不同的是，海外藏和金冠凤凰的这些部位均用深沟与其他部位分隔开来，形成独立的浅浮雕式三维结构，以此对其加以强调。翅膀上部和尾部也做成三维的立体效果，以突出细节。爪子、鹰喙以及大张的翅膀都是战斗者的特征。唐金凤鸟展示的是唐代贵族高雅艳丽华美的审美观，那么与之相比，吐蕃王室的审美则更倾向于华美丰满和强壮有力，所以吐蕃风格的凤凰身体健硕丰满，羽翼粗壮有力，更接近猛禽的形象。
对普利兹克所收藏凤凰鎏金银饰片，《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编著者有极为精辟的释读。他们认为7—8世纪，凤凰的形象便已充分融入大乘佛教的视觉语言中，唐朝和日本奈良时代的早期绘画和寺庙壁画中都有凤凰形象。由于凤凰和佛陀的天堂及其在天堂的寓所有关，凤凰形象因而常常和人在天国的重生和来世观念相联系。这两件文物上的凤凰站立在一朵盛开的莲花上，正是对这种联系的强调。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这种神鸟还进一步发展出新的意义，凤凰通常被用来和皇后联系在一起，象征着皇后的权力及治理得体的国家。因此，凤凰被用作王冠等礼器及女性贵族墓葬上的象征图案。在萨珊和粟特传统中，这种神鸟也被用作王权的象征。
足踏莲花：佛教意象下凤鸟多元文化集一身
青海乌兰8世纪金冠凤鸟纹样与隋唐时期已见所有类型凤鸟对比，它和初唐莫高窟所见凤鸟纹样最为接近和相似，同时与初唐莫高窟凤鸟纹相似的还有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凤凰纹鎏金银饰片，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鸡头鹰喙，羽冠平缓，站立在莲花之上，双翅对称式展开，几乎能构成一个圆形。忍冬、莲花、团花、缠枝花草等式样同时出现在普利兹克收藏凤凰纹鎏金银饰片和乌兰金冠凤鸟纹冠面上，这些纹饰元素都与佛教息息相关。
自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以后，忍冬纹、莲纹、石榴花纹等多种外来纹样经由西域传到敦煌，再进入中原地区。故此时的龙凤纹样开始与莲花、忍冬等纹样结合共同组成画面，这在敦煌壁画中就有所体现。如最早出现凤鸟纹样的装饰部位就是北魏第254窟佛像身后的凤首龛梁，西魏第249窟说法图中的凤鸟华盖，第285窟的凤鸟莲花忍冬纹人字披等，均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
众所周知，莲花既是佛祖诞生的标志，也成为佛教的主要象征，代表“净土”，象征“纯洁”，寓意“吉祥”，并在佛教艺术中成了主要的装饰题材。足踏莲花，最早记载于《南史·齐本纪下·废帝东昏侯》：“（东昏侯）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在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M109出土的一南朝画像砖上，我们就见到了凤鸟踏莲花的图像。
笔者在日本正仓院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两件唐代《凤踏花纹刺绣》上发现了相同造型的凤鸟，两只凤鸟各自站立在莲花座台上，正仓院立凤双足直立，国立博物馆的立凤单足直立，另一支抬起收缩，似要迈步。这两只立凤最大的特点就是尾羽硕大，如一瓣月牙高挂，与瘦小的身躯极为不协调。而忍冬因为枝叶缠绕常绿、历严寒而不凋萎、越冬而不死，被大量运用在佛教艺术上，比作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与团窠纹中西方式样的鸟踏花台模式相比，鸟踏花的形式融合了佛教的意象，呈现出更加自然的形式美，而来源于中亚、萨珊波斯的联珠纹等也出现在凤鸟纹饰中，使得唐代凤鸟纹身上体现出了多元文化多种文明互鉴与交融的艺术特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交融与互鉴——新见吐蕃（吐谷浑）出土文物研究”（22XKG-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