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西走廊瓜州与敦煌两县市交界处的悬泉置，其考古发掘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汉魏时期的一处驿置机构，悬泉置遗址及其出土的简牍文献，见证了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畅通丝路、经略西域的历史往事，证实了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在中华文明一体格局形成发展历程中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统一性”的重要标识，在物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从“道路一统”到“疆域统一”。“大一统”是中华文明政治格局与思想文化的主线之一。汉代开辟丝绸之路，设立河西四郡，经略西北边疆，依托国家意志建构丝路空间，在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同时，推进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将西域纳入了中国版图。

　　悬泉置在这条东西通达的丝路古道上运转了400年，与河西绵延相望、错综交织的军事戍堡、烽火台等，相互补给、相互联通、互为一体，巩固着边疆统一。悬泉置遗址出土有字汉简23000多枚，纪年简2086枚，最早的纪年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者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其内容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典籍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私人书信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邮驿、交通各方面内容，记载了汉晋中央政权经略西北边疆、维护丝路交通安全的历史，以及西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的事实，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物证。

　　从“贸易交流”到“文化互惠”。两千年前，“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丝路一片繁忙。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关于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狮子、马匹、骆驼的简牍，甚至还有涉及远途奢侈品贸易的简文。例如，悬泉简T0214S：55记载，汉朝廷派遣钩盾使者专门到敦煌迎接西域国贡献的狮子。狮子在汉代传入中原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狮子文化，如在寺庙、官衙、商铺、住宅等处均见石狮，民间也有各种风格流派的舞狮，此为悬泉汉简中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实例。

　　再如，悬泉汉简记载了大宛王遣使献天马，汉廷派遣专人到敦煌郡迎接贡使和天马的情况，可见自李广利伐大宛后的一段时期内，大宛和汉王朝始终保持着贡使往来的关系，汉代边疆邮驿体系不仅推进了远距离的贸易活动，更增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以驿治边”到“结四夷之好”。悬泉汉简保留了汉中央政府与大月氏、乌孙、大宛、康居、精绝、楼兰、于阗、疏勒等相互往来的记录，出土了数百枚与羌人、羌汉关系相关的简牍。

　　《匈奴日逐王归汉》简册原为广至发往悬泉置的谷簿，是悬泉厩佐送迎日逐王路过广至时提供膳食的记录。公元前60年，控制西域的匈奴日逐王降汉及西域都护府的设置，标志着天山南北诸地全部归属西汉，丝绸之路南、北道从此畅通无阻，该册简书是研究中原与西域关系、汉朝大一统局面形成的重要物证，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康居王使者册》载，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按通行惯例，康居使者及贵人到敦煌入关后，一般要对贡品即奉献的骆驼进行评估，评估内容涉及牝牡、毛色、肥瘦、年齿、价值等。康居是中亚大国，不属西域都护管辖，该册简书是康居等中亚民族往来于中原的记载，为研究西汉王朝与康居等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1990年出土于悬泉置遗址，是元康五年（前61年）悬泉置接待长罗侯军吏的一份账单，详细记录了接待长罗侯常惠及其部属的事迹，不仅为研究悬泉置的功能及物品经费收支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更是研究西汉王朝经略西域，特别是与乌孙关系的重要史料。

　　和亲是中华各民族之间追求和平、友好关系的途径之一，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以和为贵的初衷，有利于维系和平交往的民族关系，维护中原王朝“大一统”的局面。《龟兹王夫妇留宿悬泉置》记载，龟兹王与王夫人朝汉，途经敦煌悬泉置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该简体现了西汉与龟兹之间的友好往来。

　　从“戍边家书”到“家国天下”。简帛书信千里传情。悬泉书信情真意切，再现了边塞将士工作生活的场景，讲述着他们保障丝路畅通、边疆稳定的家国情怀。

　　《元致子方书》为帛书，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是“元”写给“子方”的书信。帛书详细记载了元托好友子方代办的事项，例如代为购买尺码为27厘米（43码）、质地柔软的牛皮鞋与五支好毛笔，问候次孺或其妻容君，为吕子度刻一方印文为“吕安之印”的龟钮印章，并请子方代其购买一条响鞭。此类书信，既有将士们戍防边疆的艰辛，更有他们忠勇为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正是这些戍边将士“家国天下”的边陲记忆，增强了历史信度，活化了历史场景，证明西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为“天下之血脉”的邮驿系统，悬泉置遗址在确保丝路畅通、保障物资聚散的同时，更是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一方面，它协助推动了中央行政力量与国家意志到达西北边陲，加强了边疆民众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是当时国家统一边疆的重要史料。另一方面，它见证了河西走廊内“路通”“政通”与“民心相通”的历史进程，再现了西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往事，展现了西北边疆与中原文化共有的历史记忆，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疆古道考古遗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研究”（23BMZ14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副编审、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