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要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贫困代际传递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等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形成恶性遗传链，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三州”地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国家深度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缓慢，部分少数民族受教育意识不是很强烈，在脱贫攻坚中还存在不少困难。为克服上述困难，不能仅仅依靠教育，还需要从交通、经济发展、教育、文化启蒙等方面运用综合手段，从根本上阻断“三州”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助力当地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

　　第一，交通是阻断不少贫困山区孩子上学的重要因素，加快“三州”地区的“村村通”乃至“户户通”道路建设，解决上下学因路途远、道路危险以及时间长等因素造成的不少孩子失学辍学问题。笔者在“三州”地区实地调查访谈中发现，一男孩，小才（化名），12岁，从学校走到他家快则四个小时，慢则五六个小时，造成孩子从小失学，后通过控辍保学才得以到福贡县普职融合班接受基本知识及技能训练教育。没有便捷的交通，不少贫困家庭孩子的上学之路就被阻断在了这从家通往学校的遥远路途上。

　　第二，“三州”地区应尽快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更多的贫困家庭及孩子看到读书的希望，从根本上抛弃“读书无用论”以及“读得高不如嫁得早”等落后思想。调查发现，在当地家长看来，只有考上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总之，就是要吃国家财政饭的才算就业（工作），而当地就业岗位极其有限，造成不少本地毕业生就业恶性循环，让家长看不到读书的希望，不少家长在孩子初中阶段就让其辍学跟着家长外出打工挣钱了。另外，早婚早育在“三州”地区不少地方还比较普遍，有一定比例学生在十六七岁甚至十四五岁就结婚了。为此，只有产业发展了，解决了当地贫困群众的就业问题，让家长看到就业有希望，读书好就业，就业有好收入，“读书无用论”“读得高不如嫁得早”思想自然就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土壤。

　　第三，加大东西协作对口支援的力度，建议启动《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三区三州”实施方案（2021—2025年）》。国家于2016年出台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按照自愿原则，搭建省（区、市）内外学校间的结对帮扶关系，对滇西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也应建立类似的《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三区三州”实施方案（2021—2025年）》，指定东部省份如广东、江苏、福建及其所在地区的知名企业对口帮扶“三州”地区，目前广东佛山、珠海，以及福建厦门已在“三州”地区开展了帮扶工作，但力度不大，未来可将教育发达的江苏也纳入“三州”地区教育帮扶行动计划，广东、福建、江苏每个省全方位各帮扶一个州。帮扶重点应放在通过校长治校能力提升、教师能力提升、专业优化提升、教学条件改善等项目实现“三州”地区教育基础能力水平的整体提升。

　　第四，全面推进“三州”地区“学前学普”行动，持续提高“一村一幼”的办学条件，加强学前教育师资培养及培训，加大中央及省级转移支付对学前教育的投资力度，增加对民办幼儿园的扶持资金投入，打好“三州”教育脱贫的根基。据统计，“三区三州”普通话普及率为61.56%，“三州”地区不少少数民族家长甚至听不懂汉语，孩子也从小缺乏普通话的使用环境，致使上幼儿园甚至小学时很难听懂汉语教师在讲什么，听不懂讲课内容，就会影响学习成绩，慢慢地会造成厌学，导致较低的学业成就感，这进一步影响了升学质量。全面推进“学前学普”行动，将从根基上为“三州”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成年人中开展普通话培训，可以增强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

　　另外，由于最近几年“一村一幼”的大力推进，“三州”地区聘用了大量村幼及中心幼儿园教师，有的有编制，而更多的是类似于代课教师的临聘人员或志愿者，有的是由政府支付其薪酬待遇，有的是由一些帮扶企业或基金会支付，这造成没有给大多数志愿者或临聘教师购买各种保险服务，有时甚至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虽然最近几年国家重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但县财政每年每生只补助一两千元的财政经费，不允许这类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再收保育费，以至于这类幼儿园办园非常困难，仅能支付教师一年十个月、每月一千七八至两千多元的工资，也购买不起各种社会保险，造成教师流动大，办园条件及质量难以提升。为此，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应加大对普惠性幼儿园的财政转移支持力度，以帮助“三州”地区学前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

　　第五，全面打赢“控辍保学”攻坚战，助力“三州”地区贫困县巩固脱贫成效；同时加强“两后生”及下岗工人、农村新增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与脱贫能力。“控辍保学”相对基本医疗、住房保障而言，任务更复杂、更持久、更艰巨，因此，各地各级政府都将“控辍保学”作为脱贫攻坚及巩固脱贫成效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来抓，成立了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和“背包工作队”，真抓、狠抓，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云南省自创控辍保学“依法控辍四步骤”（宣传教育、责令改正、行政处罚、申请强制执行或提请诉讼），最后可向县人民政府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再如凉山州各县政府要进一步强化“控辍保学”的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六长”责任制，采取“县领导包片、教育局包校、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学校包村小、教师包班级”的“六包”措施，分层签订《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责任书》，全面落实“控辍保学”责任。

　　第六，通过省级甚至中央专项教师津贴转移资金，增加“三州”地区教师待遇，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让教师能“招得好”“留得住”“教得好”。据笔者调查发现，“三州”地区教师2019年税后工资收入水平在5万—8万元之间的占50.6%，比全国要高8.7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也要高2.3个百分点，“三州”地区是全国的1.21倍、西部地区的1.05倍；收入水平在8万元以上的，“三州”地区仅占11.94%，比全国要低8.98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要低4.55个百分点，“三州”地区仅为全国的57.07%、西部地区的72.41%；而收入水平在10万元以上的，“三州”地区仅占2.05%，比全国要低7.42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要低1.59个百分点，“三州”地区仅为全国的21.65%、西部地区的56.32%。可见，“三州”地区中小学教师在较低收入6万—7万元及以下水平比全国平均占比要高，也比西部地区的平均占比要高，而到了7万—8万元水平就已经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在8万—9万元及以上收入水平就已经既低于全国平均占比也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占比，而在较高收入的10万元以上收入水平中与西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就更大了。

　　这种低收入段占比偏大，而较高收入段占比明显偏少的工资分配困境，极不利于“三州”地区吸引优秀新生力量加入教师队伍，也难以留住现有教师。从笔者的实际调查中发现，“三州”地区在招聘新教师时，以前还能招聘到以当地省份命名的师范大学的毕业生，而现在能招聘到的更多是新世纪后从以前的师范专科学校新升格为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且近些年教师的流失率明显增加。故很有必要加大省级层面的转移支付，甚至是成立中央层面的“三区三州”地区教师工资津贴专项补助经费，以增加“三区三州”地区教师的收入水平，提升其获得感，吸引更多更优秀的教师到“三区三州”从教，并留住现有优秀教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州’地区高中普及攻坚与普职协调发展研究”（18BMZ07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