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增强能力、提高天赋带来可能的同时，也将重塑“人—技术—社会”的关系，引发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深刻影响，并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摆正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审视与反思人的异化与技术异化，就显得十分紧迫。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作为一种挑战性的展现，其前提与基础是限定，这种限定使得新事物的“非自然状态”开始展现。人类基因增强技术通过对人体基因的设计和预定，推动人类向“超人类”的“非自然性”跨越，加速了人类自然属性的退化。表面上看，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能够使人类拥有更高的智力或力量，或拥有作为某一物种从未获得过的能力。然而，作为一种刻意的行为，人类基因增强技术以人本身作为作用对象，试图从人体内部改造人，改变人作为自然生命的存在属性，使人类基因趋向标准化、单一化。这种“非自然性”本身便蕴含着大量未知的风险，而基因的标准化、单一化的发展趋势，也将因冗余减少而降低人类整体的环境适应性。
同时，人类的遗传信息具有代际传递功能。如果我们在基因增强技术的实施过程中，对生殖隔离措施放任自流，就会产生人类基因库的污染风险，干扰自然界历经长期进化所保存下来的人类遗传资源。这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甚至跨越很多代，直接冲击人类遗传基因库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因此，在此过程中，若任由人类基因增强技术随意摆布或处置，将会导致人的异化，而这又深刻改变着人的“传统本性”，使肉体的“纯粹性”难以为继。
在基因增强技术等现代技术挑战性的展现中，人将逐渐变成“持存物”，从而失去人是社会存在物的属性。人为追求所谓的“完美”，会使人类基因增强技术按照自己的欲望，把技术消费和技术利用的关系冠以理性的名义，放任技术资源在市场中进行自由竞争。而沉溺于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的人们，只有“选择”被基因增强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作为客体的人类基因增强技术逐渐崛起，并成为社会支配性的“伪主体”；而作为真实主体的人，却在技术的旋涡中逐渐成为仅拥有被技术控制的从属特性的客体。人的异化和技术的异化，或成为人类基因增强技术标准化、商业化的基础。
事实上，每一种基因增强技术都会使人们陷入主客二分思维而不能自拔的困境，技术异化可能赋予人以不同的价值目标。特别是，技术异化带来的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的不完整性、不全面性，容易使技术本身所蕴含的歧视与偏见难以被识别出来，在现实中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基因歧视和基因偏见。这导致伦理正当性也将受到质疑，带来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甚至存在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的风险。
无论是对技术根源的追溯，还是对技术本质的研究，人文主义的着眼点都是人。“人的尊严”是人的独特性所在，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表现为人的“选择与意志的自由”，触及人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人作为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的实践主体，具有高度的自觉能动性。一旦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的开发、运用和管理成为效率至上的活动，技术本身就无法体现实践主体的个人意志，人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将因此受到冲击，主导技术的特殊社会群体便可能扮演“上帝”的角色。这样，技术误用、谬用和滥用等技术异化后果将无法避免，人的丰富性、多样性也会遭受威胁。比如，非医学目的的人类基因增强技术，会打破基因从父母到后代之间的自然传递。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对技术的任意操纵，还是对人体基因进行的“有害”增强，被动增强、未知情增强的代际问题等会不断涌现。
可见，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对人的本质三重属性的深刻影响，导致了人的异化和技术异化，其根源在于人作为目的和技术作为手段的关系颠倒，在于技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失衡。人类基因增强技术作为一种人类科学技术实践的产物，不能离开人文价值的引导。若不能基于合理、正确的价值目标利用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忽视以“共同善”为目标的价值理性，就可能导致人被工具化进而产生技术异化。而技术异化是人的价值目标丧失和错位的表现。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可能改变人类基因增强技术预期的社会公共需求导向，放弃价值理性判断，从个体利益出发导致对技术的滥用。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将导致人对自身认识的幻觉——以为借助于理性，人类就可以无所不能，从而把对人的自我崇拜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
面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引发的社会问题、文化断裂与人性戕害等，人文主义呼吁技术的价值理性的回归，重视对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我们需要审慎对待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充分考虑技术所服务的人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厘清人类基因增强技术与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文治理规范。对于不同类型的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创新，应进行差异性发展，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恰当平衡。这样，人类基因增强技术方可得到妥善运用和可持续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新兴生命科技的人文风险及其治理路径研究”（22VRC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