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对事物的认识，起初的办法是观察法，有的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但有时则可能是“坐井观天”“盲人摸象”；有的可以“举一反三”，有时却可能“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因此，我们觉得区域史研究是必要的，但形成的结论往往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且所谓的区域特征也不一定就那么独特。必须将区域史放到全国史乃至全球史的视角，方能见其特征，进而揭示其之所以成为特征的一般背景。
界分应有限度
以往观察中国，已形成了若干种界分途径：有的从地形地貌出发，以草原、森林、高原、农耕、海洋将中国文明划分为五种不同形态；也有的从气候出发将中国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有的则从政权立场出发，将长城作为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分界线；有的从资源分布、人口分布等角度出发划出一条腾冲—瑷珲线等。这些从学术的角度为研究所做的划分，确实能为人们更加切实地了解中国创造条件。
但是，这种“界分”若是过度强调某一区域，有可能片面地理解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研究往往是在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旗帜下进行的，从事江南研究的学者往往从史籍中找到若干粮食高产、人民生活水平高、文化极端发达的例证，使人们形成江南经济繁荣、文化基础深厚、文风浓郁的印象，李伯重先生已指出这种“选精”“集粹”的做法无助于揭示历史的真实状态。相反，我们从明清官员的文集中较多地看到有关福建经济落后、民风剽悍、民俗粗野的描述，这类描述往往是带有文化优越感的官员们逃避自己治理之责的遁词，或其中也包含若干对情况不了解而带有的偏见。陈盛韶《问俗录》中对福建诸多陋俗的描述显然存在夸大其词的迹象。所谓“吏治之坏，至闽而极”也并非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过度强调“界分”往往体现了强烈的经济竞争意识，而过度张扬的经济竞争意识常常导致扬己抑人，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海洋国家论”等都成为西方列强肆意侵略别国的堂而皇之的理由。从大航海时代起，世界逐渐走向一体化，原本区域性的市场越来越与世界市场相连接，形成了全球化这一必然的趋势。但是，当全球化发展导致世界各国间差距缩小时，有些国家往往又走向了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窠臼。这是界分意识的重新构筑，显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
英国学者埃莉诺·罗莎蒙德·巴勒克拉夫的《北方以北：维京人的航海与萨加中的北欧历史》一书中的表述体现了界分的一些特点。她认为，世界的某些区域十分清晰，某些区域模糊而抽象，某些区域干脆是一片空白。没有无所不包的世界视野，没有确凿无疑的心理地图，没有精确无误的文学地图集。世界各地区不存在清晰划分的边界，各种文化也没有绝对的界限把它们隔开。时常出现“北方自然而然渗入东方，东方渗入南方，南方渗入西方，西方渗入北方”的现象，“对各地的方位不明就里的人，也许会把东叫作西，把南叫作北”。早期人们受到自然的限制较多，因而，人们总是从自身安全的角度构建起模糊的界，但是逐渐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是历史的必然，界的消释同样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历史演进的融合趋势
中国自周朝起就树立起了“天下大同”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之下，中华文明不断拓宽着自己的疆域，形成强烈的向心倾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协和万邦”“先礼后兵”等平等主义的文化观，赢得了国土内的诸郡县、国土外的藩国乃至更远的外邦的认可和推崇，这些都符合文化势必从个体走向融合的趋势和规律。这种融合能实现彼此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过度“界分”的人们往往视对方为敌人，为对手，利益的分配势必是零和博弈，却不知融合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这样共赢的效果。
在中国历史上，先是北方地区的统一与融合，继而是南北方的合为一体，并进一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疆域东边向大海延展，西边向高原、戈壁蔓延。历史上也不断出现割据性政权，不断有战争发生，但这些在历史长河中都是短期的和区域性的，血腥往往因“详变略渐”原则被详细记录而凸显出来，其实历史发展的常态是社会的和平、稳定和彼此融合。
行政区划的增加往往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日臻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个过程一直延续，至今也没有停止。中国统治者的治理经验从初期相对成熟的农耕区治理，逐渐延伸到游牧区域、海洋区域和森林、高原区域。这种治理区域的延伸趋势是渐进性的、和风细雨式的。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在文化间的相互接受和提升是基本前提。在治理经验中，制度的公正与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选举制度，无论是上古时期的禅让制，还是后来不断登台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都将“选贤任能”的旗帜高高举起，尽力克服选举制度的积弊，确保了选举的相对公平、公正和公开。此类制度的公正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王朝的兴盛与否和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水平。
学者们一再强调，明清时期的官方文献中写着“严厉海禁”的字样。但在这样的总原则之下，一方面各地执行政策时，王朝给予了较大的灵活空间。另一方面，这些政策是以确保安全为考量前提的。如对船只大小的规定是区分商、渔船的，航行海外的船也只是规定要达到一定的规格和规模。“严厉海禁”时期经常发生在王朝政权受到极大威胁的背景之下，这是因为海盗势力经常是传统时代王朝政权面对的主要威胁，也是海防的主要目标。一旦有所缓和，海氛得到肃清，开禁的规定便会出台，民众从事海洋贸易的环境也能得到保障。毕竟民众的生计是每一个王朝统治者都不得不加以考量的因素，对于身临其境的地方官而言，更是感同身受与必须面对的现实。
明清时期政治局面相对稳定、战事较少，社会治理呈现良性化发展状态。这样的社会环境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便利，陆上的官路、水上的漕河都兼具商品流通的功能。区域经济呈现专门化、特色化的倾向，为商品交换与流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创造了优良的条件。融入世界市场之后，人们谋利的空间更进一步拓展，显示世界市场更加巨大，相互的融合能给彼此更加广阔的活动舞台和致富门径。
在国际性贸易中，印度洋贸易圈被冲破，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伴随着物资的交流悄然开展。彼此的相互欣赏是交流之初的基本心态，中国人对海外的名贵木材、珍稀动物和精美工艺品往往追崇如狂，海外各国对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器、茶叶等也一直不舍地追求，彼此开展着较为平等的贸易活动，直到殖民主义者打破平等交换法则为止。
中华商业文化中的合作
在中国国内，随着商人流动半径的扩大和商业规模的增大，同乡性的商帮悄然兴起，他们最初是以为同乡解决置厝、祭祀、节日宴乐为目标的。随着商业的发展，不同区域的商帮之间必须相互协调，奠基于中国文化精神之上的会馆作为一种民间社会组织勃然兴起。会馆发挥了“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社会整合职能，与家族、乡族等构成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体系，并与官方社会治理相衔接，有效地维持了明清社会的平稳发展。会馆的建筑凝聚了当时建筑的较高工艺水平，增添着各地的文化景观。祀神能抑制流寓者的纵恶心理；合乐可以解除流寓人群的思乡之苦，为流寓者营造一种“移民乡井”的氛围，人们在年节之余，食乡味、打乡谈、观乡剧，其乐融融；义举有效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产生了赈济贫苦的社会效果；公约规范了同乡同行的商业行为，在建立良好商业秩序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近代社会治安问题加剧时，会馆也发挥着参与维护治安、反对黑恶势力滋长的作用。
不同商帮既有自己本商帮的经济利益，不同商帮之间形成相互竞争是正常的，但是没有规则的竞争必然导致社会的无序，会馆内部的规章、会馆之间的相互协调都可确保竞争走向规则化、有序性。一幢幢会馆呈现的是各会馆竞争的成就，不同会馆之间的联合则彰显了合作的魅力和共同利益的实现。
一些学者认为会馆培养的是乡土意识，不利于中华民族意识的培养。其实，在家族、乡族基础上势必走向中华民族意识，在海外的若干中华会馆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道理。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越南等都有中华会馆的身影。它们在西方殖民政权那里时常被利用为基层管理的组织，已说明了其社会功能发挥的有效性。由于其民间性，它们往往不受政权变更、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一直延续不坠，既顺应时代的变迁，又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增损自己的功能。
从自然资源、气候、物产、风俗、社会生活等各个角度研究大大小小的区域，无疑可以找出诸多差异，但区域间的融合和互补往往依靠大一统才能得到实现，如中国这样大一统的国家，历史上在实现区域间的融合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产生了很明显的效果。因此，要对历史有整体性、全面性的把握，必须兼顾界分与融合两面。放眼历史和世界的未来，我们应认识到人类其实面临着若干共同的挑战。温室效应、环境污染、智能科技、流行病等方面，都需要我们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寻找解决的办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