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善书（或称劝善书）是一种相对特殊的文类。顾名思义，善书就是劝善戒恶的道德/宗教书籍。宋明以降，在新儒学运动的思想氛围中，善书融合了道教的“承负说”“尸身说”和“积善说”，以及佛教的“三世说”，形成了一套关于人性之善恶与命运之祸福关系的自足解释系统。其通过在道德和命运之间建立对应性关系，有效弥补了正统儒家“俟命观”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善书超越了社会阶层、宗教归属和经济状况的藩篱，关于善书的生产和传播、阅读和实践蔚为风尚，对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善书较早受到学界的重视，最迟从20世纪20年代即已开始有所讨论，迄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回顾中国善书研究的学术史，可以简要梳理出其间蕴含的学理脉络和范式转换。
反映“国民道德”
20世纪20—50年代的中国善书研究以反映“国民道德”为中心。民国时期，中国善书研究是从文献资料的收集开始的。这种资料收集活动首先跟日本在华学者有关，最早当属橘朴。当时橘朴作为《京津日日新闻》记者，因受日本民俗学者中野江汉的影响，对中国道教产生了兴趣。在目睹中国书店存在大量诸如《感应篇》等善书以后，橘朴在1923年拜访了鲁迅和周作人，双方的交谈中涉及通俗道教。橘朴认为《感应篇》作为通俗道教的经典，反映了“超阶级”的“民族道德”的存在。而这种“民族道德”的社会基础就是下层知识人和庶民，它所显现的现实回报理念与面子意识一起，决定了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人们的生存方式以及相互联合的精神、道德要因。中国善书被认为反映了“国民道德”的思路也被在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如酒井忠夫认为《感应篇》《阴骘文》等是“（中国）民族道教善书”，吉冈义丰则明确表示：“真正想了解民间的宗教思想，除了求诸善书之外，可说别无他途。”
除了日本学者的收集活动以外，关注善书与“国民道德”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重要议题。作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先驱，周作人在同日本学者（尤其是柳田国男）的交往中，逐渐对“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可见在民俗学的视野中，善书仍首先同“国民道德”产生了联系。周作人希望对善书资料“广加采集，深加研究”“只要能看到，尽量地多收”，以便“留作特种重要研究的资料”，甚至提出“如能搜到许多，另辟一个书库藏贮更佳”。当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学界热衷于认识、批判和改造国民性，对善书的讨论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当时所谓“国民”绝不仅指普罗大众，也包括传统时期的“士大夫”“乡绅”在内。比如，胡适就认为“善书之首”《感应篇》同六经一样，都是“制造士大夫之具”，傅斯年则说《感应篇》是“乡绅的教科书”，他们都看到了善书对形塑“国民道德”的影响。
重视“民众规范”
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善书研究将善书视为“民众规范”。受益于20世纪20—50年代的资料搜集，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界出现了一批中国善书研究的整合性成果，这一时期的中国善书研究主要以日本学者为代表。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曾参加在华社会调查的酒井忠夫所著的《中国善书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善书最系统的研究，也奠定了此后中国善书研究的基本范式。在《中国善书研究》中，酒井忠夫将善书视为民众道德以通俗的形式客观化而总结成的书籍。为此他将明代的敕撰书、“六谕”和清代“圣谕宣讲”文献（包括《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等结合起来讨论，主张“将对庶民社会的历史研究、王朝的民众教化政策及民众救济福利政策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一种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可见酒井忠夫注重善书作为“民众规范”的意义，所以强调研究善书作为道德和教化媒介被推行为民众规范的历史过程。
在酒井忠夫之后，具有宗教学背景的奥崎裕司也接续了有关“民众规范”的讨论。在《中国乡绅地主研究》一书中，奥崎裕司选择以袁黄为讨论对象，通过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互动，考察善书如何经过乡绅地主的编纂、改造和传播，逐渐发展成为民众规范的。受当时日本汉学界的“豪族共同体”“乡绅支配论”等理论的影响，相比于从政治范畴或经济范畴观察中国的“豪族”“乡绅”，奥崎裕司更强调从精神世界观察“豪族共同体”“乡绅支配”机制的展开。他在研究中揭示：在官僚的国家组织之外，有一个独立的民间社会存在并发展着；在国法维系的国家秩序之外，也有民间社会自己的发展秩序；在国法世界之外，还存在民众道德规范的世界。因此，在以“民众规范”为范式的研究出现以后，中国善书研究中“民众道德”或“国民性”分析的色彩逐渐淡化，而是同诸如政治史、理学史、法律史等更广泛的研究议题勾连起来。
体现“韦伯转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善书研究深受“韦伯转向”影响。善书承载的果报观念，赋予其某种程度的迷信色彩。受到唯科学主义和激进反传统运动的影响，中国善书研究至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得到大发展。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都跟“韦伯转向”有关。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作出了肯定精神和文化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力的理论预设，讨论了宗教观念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而对现代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种解释路径。随后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马克斯·韦伯接续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原动力，而中国的儒家伦理不仅不能推动而且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这种“韦伯命题”带有相当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是却借助《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中国史领域，引起了墨子刻（Thomas Metzger）、杜维明、金耀基等学者的热烈讨论。
善书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极深，又与儒家伦理存在复杂纠葛，不可避免地受到“韦伯命题”的影响。“韦伯转向”表现在中国善书领域实现了从“反映论”（客观论）到“影响论”（主观论）的视角转换。学者不再满足于从善书解释其背后所“反映”的历史信息，而是主张从书籍本身转移到具体的人群中来，关注善书对读者甚至是作者本身的“影响”。法国学者白恺思（Catherine Bell）就明确指出：“像善书一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反映了（reflected），而是影响了（affected）他们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一系列的研究体现了这种范式转换。比如，包筠雅（Cynthia Brokaw）《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通过梳理《功过格》的文本脉络，讨论了《功过格》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语境；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和《善书与中国宗教：游子安自选集》则对由善书、善人、善堂和善事构成的“善的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祁泰履（Terry Kleeman）以文昌帝君系列善书为材料，讨论了文昌信仰的扩展过程；柯若朴（Philip Arthur Clart）和康豹（Paul Russell Katz）等学者则注重扶鸾类善书（鸾书）的研究，试图揭示善书背后的宗教背景和仪式语境。除此以外，酒井忠夫所说的“书志学”研究也仍在继续，得益于善书文献的整理，李刚、陈霞、张祎琛等学者均做了具有新意和深度的研究。
中国善书研究总体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走出“迷信论”的窠臼。在转换思路、调整视角的过程中，学者逐渐祛魅善书承载的迷信色彩，从学理性的层面展开中国善书研究。二是跃出“同质论”的陷阱。“同质论”认为善书“只是劝他人奉行”，“千篇一律”甚至只是“一面之词”。中国善书研究就是在跃出“同质论”的陷阱以后，从各种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现象，来综合理解善恶、感应等善书议题。今后的中国善书研究，也理应继承这种学术理路，在“书志学”的研究基础上，不断推动善书研究从文献学命题转化为专门史命题，开展多学科和多视角的深度研究。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