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见于殷金文、殷墟卜辞的“子某”，相关记录涉及军事、占卜、经济、祭祀等方面，与商王联系密切，长期以来都是学界研究殷代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的重要线索。1933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子某即“王子某”，通过卜辞能判断出其在武丁时，当为武丁之子。1936年，董氏又在《五等爵在殷商》中补充道：“侯、伯、子、男”为爵称，子某为武丁之子，举出子某共计23名。此后相继有多位学者利用殷墟卜辞、殷金文研究子某，成果丰硕，极大地丰富了子某身份等重要问题的认识。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子某的性质和身份两方面。

　　殷金文中子某问题的相关材料内容短小，甚至仅有子某字样，含义复杂难明，明确其性质是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学界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子某是否为族氏铭文，形成了以下观点。

　　（一）子某是族氏铭文。1946年，日本学者贝冢茂树《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提出：名子某者常见铸于青铜器之上，作用与族徽相同。近年，严志斌《也谈“准族徽文字”——读〈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明确指出“子”是族徽文字，代表具体的族氏。王恩田《〈金文编·附录〉中所见的复合族徽》也认定“子”是确定的族徽，青铜器铭文中“子”的特征符合定为族徽的标准。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结合殷墟卜辞与殷金文，指出殷商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中，许多子某是族氏名号，其来由与其族氏始祖或某位先祖之子某称号有关（族氏始祖以所居地为号）。雒有仓《商周家族墓地所见族徽文字与族氏关系》谈到，子某是有关子族的族徽，子族是商王的同姓家族。从出土族徽情况来看，子族在殷墟地区的分布比王族更广泛。他还于《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综合研究》中根据殷金文的记载，主张不仅“子某”或“某子”之“某”为族氏名，“子某”或“某子”本身亦可作族氏名。商代后期铜器上的渔、豕、长、单等族徽，应当就是子渔、子豕、长子等的子孙分别“以王父字”为氏名的结果。至于铭文中单列子某，应为人名或人名转化而来的单一族名。

　　（二）子某不是族氏铭文。日本学者林巳奈夫1968年发表的《殷周时代的图象记号》指出“金文图象”中单独称“子”时，为殷王室之子姓，子某是此姓加封地名（氏名）的记号；日本学者白川静谈及“举”族族氏铭文时说：“子字形是表示某种特定身份的标识，根据甲骨文，‘子’是表示称作‘多子’的王子身份；在金文里，这‘子’下还添属其他图象，大概就是后来称作‘子某’的吧！这个图象可能是王子领地的名称，把它添属上去作为名号的”；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提出卜辞和商代金文的子某应为名或字，金文的子某也有不是指个人的，如“子黑”确系族氏，铭文只记子某二字的，如“子畫簋”，是否指个人，尚难定论。

　　张懋镕与上述学者的意见不同，其《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中视“子”为准族徽文字，准族徽文字即不是一个具体的氏族族徽，但与族徽结合，以一种比较稳定的形式出现，有别于非族徽文字。“子”可单独使用，或与日名一起出现，常以子某的形式出现。当“子”单独出现或仅与日名同出，可视为子某的省略式。该说提供了考量子某性质的另一角度，有其新意。

　　殷金文“子某”能否定性为族氏铭文，学界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这一研究需要考量的因素繁多，正如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提出，子某之族，其族氏有的不是以子某之“某”为氏名而直接以子某为氏名。由于以子某为氏的情况存在，所以当青铜器中单铭子某（有的与王卜辞子某名号相同）时，究竟是作器者个人名号还是以子某为氏，需结合青铜器的形制等因素作细致分析。这提示我们开展具体研究时应多角度考虑问题，下结论要审慎。

　　殷金文中子某的身份则是另一重要议题。学界主要有“王室贵族成员说”“爵称说”“族长说”几种不同观点。白川静《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认为金文中的子某，其身份是王室贵族成员。此说影响深远，得到不少学者认同。近年来，随着史料日益丰富，有关子某的身份也出现了一些新意见。如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认为“子”是一种爵称，为身份地位的标识。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指出子某之“子”为族长。黄国辉《商周亲属称谓的演变及其比较研究》则认为青铜铭文中的子某，有些与商王室存在亲缘关系，有些则是其他族裔的首领。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提出，武丁时期的子某相关铜器大多出土于殷都，而时代越晚，子某铜器的分布就越边缘，同时还指出子某身份可能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变更。

　　综上所述，随着史料不断更新和研究方法逐步完善，殷金文子某问题的研究也日趋精细。前人将子某是否定性为族氏铭文的不同判断标准，对子、子某的身份提出的多种可能性，为日后殷金文“子某”的研究打下坚实了基础。但是，明确殷金文“子某”的性质仍是未来研究所要面临的难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