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文物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拉乌苏毛力吐嘎查征集到了1件金凤鸟冠饰。其用金片冲铆而成，一只翅膀微残。凤鸟昂首挺胸，展翅张尾，站立于圆弧形金片之上。头与身分制并铆合在一起，身上又冲出14个小孔，头上以两孔作眼睛。翅膀用金片直接裁成，插入凤鸟腹中。腿作扁长条状，一端接于翅膀根部，另一端铆在圆弧形金片上。凤尾呈三角形，作尾羽展开状。尾巴、翅膀和足下的圆片上都有自下向上冲出的连点形纹饰。其中，尾巴和翅膀上的点纹呈三角形，足下圆片上的点纹作放射状。在尾巴和翅膀的周围又分别冲出直径约0.1厘米的小孔，孔中穿上金丝，吊挂着直径约0.8厘米的圆形金片，尾巴与翅膀上各有5片，共15片，现已残缺，仅存11片。足下的圆形金片上对称冲出4个小孔，用以固定。通长5厘米，通高5.3厘米，重18克。

　　而在此前的1978年秋，这里曾经发现一处鲜卑墓葬群，墓中出土文物随即散失或毁坏。这件金凤鸟冠饰即为该墓群所出。征集者根据与金凤鸟冠饰共出的两件陶壶的比对，认为毛力吐墓群当属东汉早期到中期的鲜卑墓群，且因金凤鸟的出土，表明该墓群的级别较高，可能是鲜卑贵族的墓葬。（赵雅新：《科左后旗毛力吐发现鲜卑金凤鸟冠饰》，《文物》1999年第7期）之后的学者根据对墓葬形制、随葬品的比对研究，并结合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定毛力吐墓群的族属为慕容鲜卑，时代为2世纪末至3世纪上半叶。（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6页）

　　近年来，随着对慕容鲜卑、十六国时期诸燕政权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慕容鲜卑的汉化问题，我们对这件金凤鸟冠饰产生了一些新认识。

　　“燕”之国名与燕子密切相关

　　慕容鲜卑是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最多的鲜卑部族，除了吐谷浑以外，其余政权依时代早晚，分别是前燕、后燕、西燕和南燕。其中，后三者因其建立者均为前燕皇族慕容氏的后裔，故奉前燕为正朔。至于前燕，早在其建立者慕容儁之祖父慕容廆任西晋的车骑将军、辽东郡公时，他的僚属们就向西晋朝廷提出了要求：“将佐等以为宜远尊周室，近准汉初，进封廆为燕王。”“远尊周室”提的是周初封召公奭于燕；“近准汉初”指的是刘邦封卢馆的燕国。当时，慕容廆实际统辖地区与周代燕国大体一致。所以，这段话非常明确地展示了他们心目中的继承对象。（靳润成：《十六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

　　我们再看周代燕国的得名缘由，韩建业先生慧眼独具，提出了此“燕”与“燕燕于飞”（《诗经·邶风》）的燕子崇拜有莫大关系，并将以北京为中心的燕地尊崇燕子的传统上溯至先商文化时期。其所提供的证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先商文化在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二是众所周知的商人之祖“契”与燕子之间的密切联系。（韩建业：《古燕国与燕子》，载《走近五帝时代》，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

　　毛力吐墓群出土的这件金凤鸟冠饰，其实徐秉琨先生也曾关注过，并明确指出这是一件冠顶饰物，属步摇金饰。（徐秉琨：《步摇与慕容鲜卑》，《文史》2014年第4辑）对于步摇，因有较为明确的文献记载，且考古实物出土较多，故学界目前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此物与慕容鲜卑关系密切。（江楠：《中国东北地区金步摇饰品的发现与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江楠：《金步摇饰品的类型、分区与分期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赵丹：《慕容鲜卑金步摇冠饰初探》，内蒙古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徐秉琨：《步摇与慕容鲜卑》，《文史》2014年第4辑）

　　行文至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毛力吐墓群出土的这件金凤鸟冠饰上的鸟形象或可称为“燕”。

　　如前文所言，前燕之名号源自周代的燕国。而据葛英会先生考证，亚是燕的国族徽号，在亚族为妇所做的媵器——妇壶上的铭文字，就是玄与鸟的合文，玄鸟即为燕子，此妇以字称呼，表明她所出的部族图腾为玄鸟，即燕子。这也就表明了燕之国名与燕子之间所具有的密切关系。且如葛先生所言，作为燕的国族徽号，亚中的字，在金文中的写法上一直保持着燕子的象形特征。（葛英会：《燕国的部族及部族联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83年版）

　　继承“燕”之国名顺理成章

　　从文献记载及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可知，其实早在慕容廆当政时期，慕容鲜卑就已开始汉化改革。改革的侧重点之一是经济转型，即农业取代畜牧业成为他们的主要产业部门；另一重点则是政治制度改革，即用中夏之法律制度取代鲜卑之简陋法规。（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文献》1990年第2期）因此，慕容廆受西晋王朝所封的燕王，可视为其在文化深层部分完成的转变，即在文化认同感上贴近汉文化，但在王名上则选择了其辖境更具历史渊源的“燕”。

　　再从慕容鲜卑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看，以墓葬为例，无论是墓葬形制、葬俗还是随葬品，均显示出了其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墓葬形制上，表现为出现了多室石室墓，此类型的墓葬显然受到辽东汉魏晋墓葬的影响；在葬俗上，瘗钱、以木棺为葬具、墓中设奠的习俗大量出现；至于随葬品，汉式陶器中的泥质灰陶罐、铜提梁釜、铜鐎斗及铁质农具当为突出例证。（王宇、苏军强、柏艺萌：《辽西地区慕容鲜卑汉化的考古学观察》，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省博物馆馆刊》，辽海出版社2016年版）

　　由此可以看出，慕容鲜卑徙居辽东地区之后，对汉文化的学习吸收是全方位且深层次的。因此，他们继承“燕”之国名，并使用燕子作为其图腾和象征，可谓顺理成章。不过，慕容氏所使用的燕子形象正如毛力吐“金凤鸟冠饰”的定名，其在另一方面代表的也是凤鸟形象，这不仅因为魏晋时期该形象已成为汉民族精神理念的象征和审美形式的体现，而且凤鸟形象的渊源很可能就是玄鸟即燕子。（郑连军：《凤纹的演化特征和应用研究》，江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鲜卑为何以“燕”为国号

　　最后，我们谈谈慕容鲜卑以“燕”为国号的两个深层原因。

　　其一，周代燕国的建立者为召公，即周武王之弟姬奭。姬奭受封后，其实并未赴蓟地就职，而是派其子姬克担任燕国的实际管理者。他自己则留在镐京任职，先后辅佐了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康王，开创了“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为周王朝延续八百多年打下了坚实基础。“成康之治”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因此后世统治者对其推崇备至。这样，召公乃至其创立的燕国也就在后人的潜意识中成为“成康之治”的代名词。几代慕容氏均以“燕”作为自己所建立政权的名称，当有此方面的考量。在他们的心目中，“燕”就是其要开创盛世的美好愿景的一种高度浓缩。

　　其二，慕容鲜卑原为游牧民族，入居辽东后，逐渐改变了其“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走向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但就民族心理而言，慕容鲜卑仍会有一定的惯性，即保持着游牧民族的心理。而燕子定期迁徙的特点与游牧民族在冬夏牧场之间的迁徙活动非常相似，因而引起了慕容鲜卑的共鸣，进而在民族心理层面对燕子表现出极大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通过以上梳理和分析研究，我们或许能从更深入、更全面的角度看待慕容鲜卑以“燕”为其所建立的政权名称并能延续数代的原因。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州大学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