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是妇女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前贤对清代农妇劳作问题已有考察，而对清代知识女性谋生的研究，有赖近年来女性作品及相关文献的大量出版，也成为可能。对清代知识女性谋生问题的考察，不仅能解决清代妇女史、经济史相关问题，而且是解析女性艺术及其心灵史、生命史的重要面向，可以立体呈现清代女性与家庭、家族及社会的多向互动。

　　清代知识女性人数逾四千名，绝大多数仍需要从事谋生活动，是家庭生存的重要依赖。其谋生手段，一是传统的纺织、刺绣等手工劳动；二是依靠智识才能，以“闺塾师”或女画家身份谋生。

　　女红一直是古代女性教育的重要构成。历代女性将纺织、制衣视为闺中必备技能。清代人口爆炸增长、科举人口过剩，中下层读书人生活窘迫是常态，大多数知识女性所嫁即这部分文人。她们承担营生重责，投入任何可以维持家庭生存的劳作形式中，成为家庭经济支柱。

　　清代女红方式多样，以纺织、刺绣为主，另有手制绒花，制作通草花、剪彩花，贴锡、织箬等更辛苦薄利的活计。勤勉的女性依靠纺织可以养活两三口人。而奉养翁姑、抚养孩子，还有一家老小的衣物、医药、孩子读书，种种花费巨繁。以女红维持一家生计，只能是勉强糊口、左支右绌。

　　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女性还有另外的选择——成为闺塾师。闺塾师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节妇、贞女、孝女，这些独身女性占闺塾师的大部分，她们要独力养活自己和遗孤，甚至奉养父母。二是夫家贫寒，要支撑家庭，女性必须工作，这类女性与丈夫分徒设帐的情形也很常见。三是一些战争中的女性，在家国巨变的乱世中艰难谋食。四是其他情况，如遇人不淑、遇姑不慈时自坚其志、自谋其食。可见，充当闺塾师乃是人生陷入极端境况后女性无奈的选择。

　　明清鼎革之际，浙江闺媛王端淑和黄媛介开风气之先。二人在乱世失家，丈夫都治生乏术，只得辗转江湖为闺塾师。其女师生涯充满贫穷、漂泊、凶险以及时人非议。尤其是黄媛介，其一双儿女在随母奔波中遇险夭亡。但她们“境愈穷”而“诗愈工”，在文士和闺秀圈获得巨大声名，成为清代独立女性标杆。她们近乎职业闺塾师的身份也为此后的女性寻求社会角色提供了行为范式和心理基础。

　　清代文献记载了大量女性闺塾师，社会对此群体也逐渐接受，并对女性自食其力予以讴歌赞美。她们在家开设书院，甚至具有了明星效应，受到闺秀和文士追捧。女性自立的同时收获社会尊崇，可以看出清中期江南为部分职业女性提供了适合生存的空间。

　　闺塾师的职业意义还不止于生计自洽。一些著名的闺塾师，如被誉为“豪杰”“女宗”的归懋仪，还有被翁同龢盛赞为“贤而多能，庶几汉之班氏、晋之宋氏”的宗婉，她们“作为儒家传统中最受人尊敬的女学者的精神后裔，获得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尊重”（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与早期闺塾师王端淑和黄媛介饱受世人讥讽不同，后来的文人赋予闺塾师职业正当性，将她们比作为儒子授经的宣文君、伏女和班昭，是儒学经典的传教者和古代“女师”传统的承继者。

　　与闺塾师相比，女画家是一种更具艺术气质的身份。以画为商品流通于市场，使得多数女画家可安守家门，少了许多舆论压力、心理挣扎和江湖风雨。闺阁画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兼任闺塾师与画家，如甘泉张因教授阮元女眷诗画；第二类是已然成名、重金求画者络绎不绝，如武进恽冰、常熟马荃等，她们高产且润格丰厚；第三类则声名未显仍须积极创作、出售，这类女画家占比最大。

　　清代女性以画维生，首推明清易代之际的李因、黄媛介。但二人身处乱世，画资对生活的改善极其有限。康熙年间，秀水陈书以画资养家、教子成名臣，多幅画作受帝王褒赏并入藏内府，终成女画家的典范。陈书夫家嘉兴钱氏以明嘉靖年间累举进士起家，但至康熙时已渐衰落，其夫终身布衣且不善治生。陈书画作全面，工笔、写意皆擅，山水、花鸟、人物各种题材都有。起初其润格也不高，需要每天不停作画，次日一早遣老仆到离家二十余里的繁华大镇出售，以此来养家教子。

　　有些画家还需自己负责销售。钱塘沈善宝早年丧父，自十六岁就卖画奉养母弟。其诗集详述了道光十二年（1832）外出卖画的情形：她于八月初十自杭州出发，历常州、江都、高邮至淮安，行程月余，冲风冒雨，画作卖掉后才返棹。沈善宝跋涉千里，只因为淮安是当时漕运重地，达官贵人群聚，画能卖得更好。前提则是保持高产出，善宝即便在行程舟中也挥毫运腕，没有半刻闲暇。

　　从收入来看，沈善宝在两年半内积蓄超100两，其中一年冬天售画数十幅，得金约50两。而乾隆年间郑燮的润格是“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蒯宪、吕俊峰编《郑板桥书法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道光时物价与乾隆中期大略相当，相较而言，年轻的沈善宝的润酬已算丰厚了。

　　因此，若天赋不错又足够勤勉，一人即可支撑一个家庭，甚至有余力承担诗集刊刻和社交花费。

　　在清代中下层知识之家普遍清贫的状况下，多数知识女性不得不参与家庭经济活动。她们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在女红外，还能以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谋生。生存压力逼迫她们不断提升技法和表现力，提高产出的同时精进艺术。对女性教育的重视，既促进她们谋生能力提升，又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教育。随着经济地位转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微妙变化，许多时候成为家庭事务的主导者，甚至在家族史书写上也占据相当的主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