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即匈奴祖先来自中原。此外，没有更早期的文献可查，也没有匈奴文字可考。因此，匈奴部落的起源、发展及消亡一直充满传奇色彩。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等多学科证据显示，匈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族群，而是以东亚血统为主，曾经与周边族群发生了多次遗传混合。汉匈数百年征战，分分合合，最终在中原王朝的强烈打击下，庞大的匈奴帝国逐渐解体，匈奴后裔在与其他族群的融合中存续繁衍。

　　匈奴之前东西方交流

　　几千年来，欧亚大草原一直是人类迁徙和文化变迁的中心。关于印欧语的起源，一直有库尔干假说和安纳托利亚假说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印欧语究竟起源于农业人群还是游牧人群。古DNA研究推断印欧语可能起源于高加索山南部地区到安纳托利亚一带，但印欧语的传播主要依靠青铜时代早中期的颜那亚（Yamnaya）游牧人群。

　　游牧人群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遗传学研究已经证明，阿尔泰地区的阿凡纳谢沃（Afanasievo）人群与欧洲东部黑海沿岸的颜那亚人群，在祖源成分上并无差异。7000年前，带着原始印欧语的颜那亚草原游牧人群凭借马匹和车轮优势，不仅涌入欧洲腹地，还迅速东迁亚洲，横扫欧亚草原。公元前3000年左右，他们到达阿尔泰山北麓，建立了阿凡纳谢沃文化，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留下了印欧语的底层语言——吐火罗语，不仅为亚欧大陆东部地区带来了畜牧业及乳制品，而且对当时蒙古及整个东部草原地区甚至印度的基因贡献也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随着阿凡纳谢沃文化的衰落，这些曾经取代蒙古高原土著人群的移民并没有持续在此繁衍生息。王传超等利用166个古人DNA样本，研究了长达8000年的蒙古高原历史。7000—8000年前，蒙古土著的采集狩猎人群占据着蒙古高原，他们在遗传血统上属于东亚本土类型，这一血统在贝加尔湖到黑龙江和俄罗斯远东地区都广泛分布，与黄河流域农业人群也很相近。到了5000年前，在个别考古遗址里，蒙古土著血统被阿凡纳谢沃人群即在遗传学上与颜那亚人群无法区分开来的欧亚草原游牧人群替换。但仅仅经过几百年，蒙古土著又很快替换掉了来自欧亚草原的西方血统。直到2500—3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晚期，第二批欧亚草原游牧人群带着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辛塔什塔文化（Sintashta）、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进入蒙古高原，再次发生了蒙古土著和欧亚草原人群的基因交流。而且，这批草原游牧人群也经历了一次被蒙古土著人群替换的过程。

　　蒙古高原上经历了多次草原游牧人群的迁入，也经历了多次草原游牧人群与蒙古土著人群的交流和替换。可以肯定的是，蒙古高原上的欧亚草原游牧血统是断续的，东亚本土人群才是连续的。在公元前后三四百年的铁器时代，蒙古高原上聚集了原有土著、第一批和第二批欧亚草原游牧人群的遗存，还包含了汉、伊朗等人群的混入。在这种人群结构最复杂的时候，匈奴帝国崛起，并成为蒙古高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墓再现匈奴遗传多样性

　　目前，大部分匈奴古墓都是在蒙古发现的，说明蒙古是匈奴统治阶层生活的核心地带。最具代表性的额金河墓地（Egyin Gol）和都日格墓地（Duurlig Nars）为了解当时的匈奴文化以及蒙古历史提供了依据。尤其是通过对墓葬遗骸的古DNA检测，为了解当时人群混合历史、迁徙途径等提供了科学证据。

　　这两座古墓地安葬了近百名匈奴贵族。出土随葬品具有典型的草原文化特征，如镶嵌绿松石的金器、成套的马饰等，金银器皿上雕有独角兽纹饰和多以雪豹、羚羊等为原型的动物纹饰。此外，这些墓葬还出土了马车、玉璧、有汉字铭文的铜镜，反映了汉代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密切交往。墓葬还出土了一件相当完整的有蓝白相间纹饰的玻璃碗，常见于丝绸之路西端的罗马帝国。这些随葬器物分别来源于欧亚大陆跨越数千公里的地方，应该不仅是简单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还应伴随人群移动。

　　古DNA检测证实了匈奴与东亚人群的遗传连续性。Christine Keyser-Tracqui等从蒙古北部额金河墓地挖掘出的62个标本骨骼遗骸中提取了DNA，通过对常染色体、Y染色体短串联重复序列和线粒体DNA的分析，表明这些标本之间存在密切的亲属关系。为了评估匈奴人与具有地理或人种学联系的现代人群之间的遗传连续性，他们将匈奴遗骸的古DNA与现代蒙古人、雅库特人、土耳其人进行了对比，发现匈奴与不同地区的现代蒙古人群是聚集在一起的。这同样说明，在2400年的时间内，蒙古人的遗传是连续性的。

　　同时，古DNA检测也证实了匈奴与印欧语人群有过遗传混合。Kijeong Kim等对蒙古东北都日格墓地一处2000年前的匈奴贵族墓葬中的3具骨骼遗骸进行了古DNA分析。他们发现一具男性遗骸的母系线粒体为U2e1单倍群、父系Y染色体属于R1a1单倍群，表明该匈奴男性中有印欧血统。该样本的常染色体STR分析也支持该个体的非东亚血统，反映了匈奴帝国时期的蒙古高原除了东亚土著人群以外，也融合了可能起源于外贝加尔湖地区和斯基泰地区的印欧语人群。在语言学上，除了吐火罗语的印欧语底层身份，并没有证据显示印欧语传播至蒙古高原。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匈奴语是突厥—蒙古语，另一些人则认为匈奴语是叶尼塞语、伊朗语、突厥语或蒙古语。目前的遗传学研究证实，匈奴人或其祖先都与持这些语言的人群有过基因交流。

　　后匈奴时期的血缘遗存

　　Peter de Barros Damgaard等对来自欧亚大草原距今4000年的137个古人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发现整个铁器时代统治欧亚大草原的族群来源多种多样，包括青铜时代晚期的牧民、欧洲农民和西伯利亚南部的狩猎采集者。后来的斯基泰人与东部草原游牧民族混居，形成了匈奴联盟，并向西移动。匈奴帝国经历了百年短暂辉煌之后便土崩瓦解。据历史记载，南部匈奴逐渐与西北汉族融合，最后跟其他消失的或遗存下来的少数民族一起成为华夏文明史的一部分。蒙古高原的匈奴后裔与来自其他的东部草原游牧人群融合，并以“鲜卑”等其他称谓，与汉族等中原人群进行着基因交流。

　　除了留在原地的匈奴血统和汉化的匈奴血统之外，欧洲也有匈奴血统的遗存。Alexander Savelyev等对历史语言学和群体遗传学的现有证据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认为匈奴人来自欧亚大陆的东西部混合。虽然缺乏明确证据来证明匈奴人和欧洲匈人之间存在连续性，但可以肯定古代突厥语是亚洲匈奴人和欧洲匈人的共同祖先语言。同时，这两个学科的证据都表明，至少有一些欧洲阿瓦尔人是东亚血统，采用了突厥语言和文化，亚洲柔然人参与了蒙古的起源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从遗传观点来看也不矛盾。

　　此外，法医学研究也证实了欧洲有亚洲匈奴的后代血统。Keyser, Christine等利用法医学研究方法对蒙古塔米尔乌兰墓地（Tamir Ulaan Khoshuu）的匈奴时期墓葬遗骸进行了分析。常染色体和Y染色体DNA标记以及线粒体基因组序列的亲缘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许多个体之间存在密切的家庭亲属关系。而且，他们在匈奴遗骸中发现近代雅库特人的基因类型，证明了雅库特人的一部分祖先可能来自蒙古高原中部，并且与匈奴—突厥人群有血缘和语言上的关联。

　　综上所述，多学科证据显示，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匈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族群，而是以东亚血统为主，与周边族群发生了多次遗传混合。在经历短暂的辉煌之后，曾经驰骋欧亚草原的匈奴游牧部落消失了。但消失的是称呼，作为个体的匈奴血缘后代并没有消失，依旧在与欧亚其他族群的基因融合中存续繁衍，成为现代人类迁徙、演化、大融合历史的一部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北亚地区语言演化及其与人群混合历史的相关性研究”（20BYY195)、欧盟ERC重大项目“甘青地区语言和人群混合”（ERC-2019-AdG-883700-TRAM）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