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主办，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心承办的“上古时代与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安阳师范学院和重庆师范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方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殷切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写出好文章、做出新成果，为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为新时代历史学、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方军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高度重视历史学、考古学成果推进和发展的举措，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真知灼见，提出具有原创性和思想穿透力的学术观点，深入研讨，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方军认为，思想不等于独白，学术不等于自嗨，深入研讨交流，对于学术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以及其他刊物，愿意为此提供公开发表的园地。

　　热议三星堆与诸文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根据出土文物特色，梳理出三星堆的两组文化因素（三星堆独有文化因素、中原和其他地区可见的文化因素），认为前者可作为探讨三星堆文化族属的出发点，后者则呈现了三星堆与中原和其他地区之间的文化交往关系。他提出，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时期的古蜀国文化，从三星堆出土的属于中原王朝礼器的器物中，可看出二者之间的文化交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提出，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文明关系密切，是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古代文明的视野观察三星堆，会发现一些超越具体的考古器物层面，可以上升到精神世界、艺术观念与表现形态层面的相似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的相似性不仅改变了以往对于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内涵的认知，以更为广博、精深的内容重塑了中国青铜文化的面貌，而且展现出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诸多的相融性和共通性。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提出，三星堆太阳崇拜的特征是将太阳与鸟结合起来。中国上古广大范围内形成的包括太阳神鸟在内的宇宙观念、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王朝和统一帝国形成的思想基础。

　　探讨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肯定了夏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提出夏部族位于河济之间。他认为，随着气候变迁、族群迁移以及高地农业向低地农业的转变，夏族团结众邦，形成了地域组织。其王权与“家天下”制度受到众邦认可，从而形成内外服结构，成为早期国家。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易建平从词源学角度切入，讨论“文明”和“国家”的定义，提出“文明”就是“国家”，研究文明起源就是研究国家起源，其核心在于研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方式根本性质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在史前考古遗存中关于文明起源（即国家起源）的12条识别原则、标志和标准。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李禹阶提出，原始宗教的祭祀、占卜与天文、农业、伦理等知识、技术的公共功能，适应了聚落社会面对自然与人文的环境挑战所激发的基于生存需求而形成的应力机制，最终形成神权、族权、王权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这使得史前中国没有经过明显的财富分化阶段便进入了早期政治国家阶段，形成以血缘宗法制为特色、世俗权力为核心的“早熟的”政治体。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邦本呼吁，着重从制度层面探讨文明形成标志，以君主世袭制的形成确立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中国早期文明的实际来看，根据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定义，进入文明时代的两大标志表现为：一，地域联系超越（而不是取代）血缘纽带；二，特殊的公共权力机构的设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徐义华提出，文明和国家起源、形成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人群、财富、知识和暴力四种社会资源的运行联系在一起。这四种资源之间的交换、配置关系，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和运行特点。文明包含国家，国家是文明的高级阶段。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刘俊男提出，在中国北部旱作区，大约4100年前以降出现的铜器，对陶寺、石峁中期等大城的出现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在5000多年前的中国南方稻作地区，其铜器冶炼仅停留在装饰品或可能的容器阶段，尚未发现金属工具。因此，中国南方的文明起源与金属的出现无关。

　　辨析文明进程中的个例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从青铜器遗存中的“貘”切入，认为“貘”的形象及其相关信息透露出生态环境史涉及气候、植被与野生动物分布的趋势。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导致相关历史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貘尊”等青铜器在黄河中游的发现，提供了文明重心地区社会文化进步的文物见证。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勇从近出曾公编钟铭文入手，结合清华简《系年》《楚居》篇，重新审视康宫是否康王之庙、可否成为断代标尺这一铜器年代学研究上的重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介绍了陶寺遗址最新的铜器出土情况，认为陶寺与二里头铜器之间存在本质内涵上的传承关系。陶寺铜器的功用，应是体现身份等级和社会地位的礼仪性用品或者宗教性用品。这也从铜器角度实证了陶寺文化和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礼制。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教授郭旭东认为，东、南、西、北“四土”在殷人心目中是实实在在的地理和政治地域，是商王朝统辖的国土范围。东、南、西、北“四方”则具有两重属性，它既是具体的地域概念（与“四土”相类），又表示宇宙空间、神灵之乡。“四方”的范畴包括“四土”，是地域与空间宇宙结构的统一体。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袁艳玲提出，襄阳余岗墓地出土的大量春秋晚期的S纹青铜器，在制作技术和合金成分上，均与吴越地区春秋晚期的S纹青铜器有着相似之处。结合江淮地区发现的大量春秋晚期的S纹青铜器以及其他相关器物，可推测吴师入郢的郢都应在襄阳余岗墓地附近，且依据规模推断，极有可能是宜城楚皇城。

　　本次研讨会精见荟萃、视野广阔，在新材料、新视角和新观点上均取得重要突破。学者们的讨论还呈现以下特点：第一，重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融通和资料互证；第二，重视从全球史角度考察世界主要文明的起源及相关问题；第三，重视从对话和交流的角度考察中西文明的区别与联系；第四，重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察出土器物的典型性和相似器物的时代序列；第五，重视在传统认知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提出新观点与新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在闭幕式上表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讲，上古文明是原点，也是质点。后来的一切都由质点生成而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生成养育中来，具有历史必然性。上古文明研究不仅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大事，而且是一个世界性、国际性课题，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和阐释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解读与研究。特别是在历史学、考古学的大好发展形势中，加强理论探讨、注重史论结合，将进一步提升该领域的研究层次与理论高度。值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贺信精神，开创学科建设新局面，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