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新出义方彝和义尊的年代学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7日第6版“考古学”）发表后，很快引起一些关注，沈长云教授发表《也谈义方彝和令方彝的年代问题》一文（《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23日第4版“考古学”，以下简称《沈文》），与笔者商榷。我们讨论的是近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令方彝，对此器年代的推定直接关系到唐兰先生提出的“康宫”原则能否成立，关系到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所以，笔者愿意再谈一点意见，并请沈教授和诸位学者批评指正。

　　考古类型学研究颇为重要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面对一件出土的青铜器还是传世的青铜器，首先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推定它的年代，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几十年的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历史和取得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韩巍：《今天的铜器断代研究本质上是考古学研究——兼论新材料能否挑战“康宫”说》，《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3期）

　　关于青铜方彝的考古类型学研究，以往的研究较少。朱凤瀚教授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方彝”一节中，将方彝分为A型直腹和B型曲腹两型，曲腹中又分为Ba垂腹和Bb鼓腹两个亚型。由于当时资料很少，西周早期的鼓腹方彝标本只举了令方彝一件。此后，李娟利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商周方彝的整理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中也作了相近的类型学分析。

　　按照惯例，亚型鼓腹方彝之下通常会分出式样，譬如一式、二式、三式。研究者可根据式样的变化，推定它们的相互关系，指出各自的年代，分析前后演化的基本规律和特点。遗憾的是，长时间以来，由于缺乏与令方彝有前后演化关系的资料，导致无法对令方彝这类鼓腹方彝作类型学分析，考古学的优长之处没有发挥出来，这也是造成围绕令方彝的年代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

　　鼓腹方彝的类型学分析

　　令人鼓舞的是，如今有了义方彝等器，使得我们可以对西周早期的鼓腹方彝进行类型学分析了。

　　第一式是义方彝。（图1）这是迄今我们看到的西周早期最早的鼓腹方彝，年代在武王或成王初期。

　　第二式是方彝。（图2）此器最先著录在于省吾的《商周金文录遗》510.1、2，后来陈梦家编著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645、R28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9892.1、2）、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也收录了。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由于铭文古奥难懂，很长时间里无人解释。近年来，叶正渤（，《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李学勤（，《中国文字学报》第五辑2014年版）、张宝成（《方彝新解》，《励耘语言学刊》2015年第1期）三位先生先后讨论了此器。叶正渤怀疑这是一件赝品，张宝成认为此器不伪，两位先生主要讨论了铭文的释读，只有李学勤先生在揭示了铭文重要意义的同时，谈到了方彝的年代。他说：“形制、纹饰同折方彝、令方彝等接近，但体边较直，不那么‘倾垂’，时代应略早一些，约估为康王时是妥当的。”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西周早期方彝。

　　李学勤先生的判断很正确。方彝和折方彝、令方彝一样，属于鼓腹方彝，即腹部鼓起，但鼓起的程度没有折方彝、令方彝大，折方彝、令方彝的腹部鼓起很多，所以给人一种“倾垂的感觉”。

　　第三式是令方彝。（图3）从形制来看要晚于方彝，宜置于昭王时期。形制相似的还有折方彝。当我们将以上三式列队，西周早期鼓腹方彝的演化轨迹就很清楚了。

　　形制的演变轨迹

　　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方彝形体演化的总态势是由瘦高向低矮发展。义方彝与商代晚期方彝近，比较瘦高，通高49.0厘米，通宽29.5厘米，器高与器宽的比例是1.66；方彝失盖，不好比较；而令方彝有西周方彝的基本形态，腹部变得横宽一些，通高34.1厘米，通宽24.6厘米，器高与器宽的比例是1.39。如果说从图上看还不明显，看数据就一目了然了。

　　更重要的是腹壁的不同，这是最明显的差别。虽然三者都是鼓腹，但义方彝腹部只是微微鼓起，方彝腹部鼓起程度大于义方彝但小于令方彝，令方彝最明显，腹部膨胀鼓出。《沈文》认为笔者只给出了义方彝的正视图，让人看不出它的弧壁的形状，于是又增加了45度视角的图像。从这张图来看，与正视图效果一样，义方彝腹部只是微微鼓起，而令方彝腹部是明显鼓出。

　　商代晚期的方彝，绝大部分在圈足四条边的中央有缺口。西周早期偏早的方彝承袭了这一特点，如义方彝的圈足有缺口。但是康王以后，缺口消失，如方彝、令方彝都没有缺口，这也是令方彝不能提前到成王时期的一个原因。

　　义方彝的出现为西周早期鼓腹方彝的源头找到了证据，而方彝的存在填补了令方彝与义方彝之间的空档。如今，从义方彝到令方彝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演化序列。

　　纹饰的种类和风格不同

　　在腹部，虽然义方彝、方彝和令方彝均饰兽面纹，但是，在义方彝的兽面纹两旁装饰有倒立的夔纹，而方彝、令方彝装饰的兽面纹旁没有夔纹，体现出年代的差别。值得注意的区别是兽面纹双角上的纹饰。（图4）在义方彝上，这种兽面纹双角上的纹饰比较清晰，它与角不相连，自成一体，而且身上有纹饰，像夔那样的动物。发展到方彝，这种夔纹有了显著变化，整体收缩，与角相连，身上装饰的花纹消失。如果没有义方彝相衬托，根本不知道双角上还有夔纹。令方彝的变化超过方彝，只有几根弯曲的线条，甚至看不出和夔纹有什么关系，与义方彝有了很大的不同。

　　兽面纹双角上的这种纹饰，陈公柔、张长寿的《殷周青铜容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称之为“华丽的花边”。但花边通常由比较整齐的线条有序组成，而这种所谓的“花边”是在双角的边缘上向上伸出尖角和弯曲的线条，恰恰与抽象之后夔的身子和足、尾形态相似。义方彝问世后，我们就知道这种“花边”的前身很可能是一种夔纹，夔纹简化之后成了所谓的“花边”。这是成王以后兽面纹象形性减弱的一种表现，是随着年代的早晚逐渐衰败的征兆。而且，陈公柔、张长寿还指出装饰这种花边的青铜器有折尊、折觥、折方彝、令方彝。这些青铜器都在昭王时期，不会到成王时期。

　　就风格而言，义方彝纹饰线条比较刚直，更接近商代晚期的方彝，而令方彝线条比较柔和、细腻，方彝则处于两者之间。以上令方彝的装饰特点在折方彝上多能找到，两者更为相似。

　　字形书体风格不同

　　从总体风格来说，义方彝更多承袭商代晚期波磔体的遗风，大小不一，错落有致。如果没有铭文指示，义方彝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件商代晚期的器物。（图5）令方彝则不同，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波磔体意味，有些字捺笔肥大，但行款还算整齐，字与字相差不大。文字虽然有大有小，但不如成王时期那样悬殊。（图6）捺笔肥大的字不多，只有在、丁、十、父、乙、君、王等少数几个字。方彝则处于两者之间。（图7）

　　就具体字形的发展演变，我们选取了公、宝、尊三个常用字来做分析。（附表）为了增强证据的可靠性，笔者尽可能采用了学界公认的标准器。

　　成王标准器小臣单觯的公字，其口部上的两笔下端与口相连，上端向左右撇开，这是很重要的特点。康王时的标准器作册大鼎的公字写法与小臣单觯很接近，说明字形书体的演变具有一定稳定性。当然，一个王世的公字写法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譬如同为康王标准器的宜侯夨簋，公字写法已经有了变化，一改口上两竖上宽下窄的方式，变为上窄下宽，成为康王以后公字的基本走向。同为康王标准器的大盂鼎，口上两笔虽然与口部不连接，但上窄下宽的原则没有改变。从昭王开始到穆王，公字写法比较稳定，口上两竖或者上窄下宽，或者上下间隔一样。穆王时的标准器班簋属前者，两竖上窄下宽，而胡应姬鼎和剌鼎属后者，两竖上下间隔一样。

　　再来看令方彝的公字。盖铭中所有公字口上两竖上窄下宽，近似穆王时期公字的写法，不见于成王时期的青铜器。虽然令方彝器铭的公字口部上端两笔呈上宽下窄状，似乎与成王时公字写法相近，但两竖之间距离较作册大鼎拉近，与昭王标准器近似。尤其是令簋的公字口上两竖较长，上窄下宽，与穆王时的标准器班簋非常相似，同成康时期金文的写法差别很大。

　　其次是宝字。义方彝的宝字，贝的下方内卷，这是贝的早期形态，成王时的小臣单觯和康王时的大盂鼎都属于这种模式。到了昭王时有所变化，作册和折方彝的宝字的贝部下方内卷处出现向下的两个竖道，起初很短，几乎不易觉察，而后逐渐变长，是晚期贝字的源头。令方彝的宝字和折方彝很接近，贝部下端伸出的两笔已经明显，不亚于穆王时的标准器鲜簋。方彝的宝字，处于义方彝和令方彝之间，贝部内卷的两头开始变粗，这是形成竖道的前兆。

　　最后是尊字。成康时期尊字的“阜”部作填实状，是较早的写法，昭王时期的“阜”部作镂空状，是较晚的写法。尊字最明显的变化在酉部的上端。无论是成王时期的标准器义方彝、小臣单觯，还是康王时期的标准器宜侯夨簋，“酉”部上无笔画。从方彝的拓片看，“酉”部上有笔画，只是不清楚。昭王及其以后的青铜器，“酉”部上端则增加笔画，如穆王标准器胡应姬鼎增加两竖一横，昭王标准器折方彝增加两竖。令方彝没有增加笔画，但同为一人器的令簋则增加了两竖一横，和胡应姬鼎一致。这是康王以后才有的写法，绝不见于成王时期。

　　总而言之，上述分析采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法和标准器研究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论是义方彝与令方彝年代相距较远，前者在武成时期，后者是昭王时器。义方彝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它在考古类型学上排除了令方彝占据成王时期位置的可能性。令方彝年代的推定，是确立“康宫”原则的关键一步。

　　唐兰“康宫”说难题有望破解

　　同时，《沈文》还重点谈到与令方彝有关的作册大鼎。根据作册大鼎的铭文“公束铸武王、成王异鼎”，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康王时期的一件标准器。作册大鼎与令方彝同出土于洛阳马坡，而且两器铭文末尾有相同的族徽，可见两位器主属于同一家族。谈到这里《沈文》有笔误，说令方彝铭文称“用作祖丁宝尊彝”，说作册大鼎铭文称“用作父丁宝尊彝”，其实搞颠倒了，应该是令方彝铭文称“用作父丁宝尊彝”，作册大鼎铭文称“用作祖丁宝尊彝”。对比两器铭文，主张令方彝为成王时器的学者指出作册大比令要低一辈，是令的儿子。准此，则令方彝只能早于作册大鼎，早于康王，绝不可能晚于康王。这无疑是令方彝作于成王时期的有力证据，也是唐兰“康宫”说遇到的难题之一。

　　不过，这个难题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在2022年3月10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古学”版，陕西师范大学的博士后刘树满发表《再论令方彝为西周昭王铜器》一文。文章指出：过去的失误在于把两器铭文中的“祖丁”和“父丁”看成一个人，其实是两个人。令方彝铭文中的“父丁”就是作册大，作册大鼎铭文中的“祖丁”是作册大的祖父，也就是作册令的曾祖父，作册令是作册大的儿子。作册大可能任职到康王晚年，作为作册大的儿子，作册令任职可能在康王晚年到昭王时期。

　　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铭文字形书体方面的证明。如前所言，公、尊两字的不同比较明显。作册大鼎公字口部以上两竖呈上宽下窄状；令方彝盖铭中所有公字两竖笔较短，并呈上窄下宽状，令簋口部上两竖笔直，且距离极近。作册大鼎尊字的“阜”部作填实状，令方彝、令簋“阜”部作镂空状；作册大鼎尊字的“酉”部上无笔画，令簋“酉”部则增加两竖一横。考古类型学的分析结果显示，令方彝晚于作册大鼎，而不是令方彝早于作册大鼎。这就是考古类型学分析的优长之处：虽然不能确定器物的绝对年代，但是一定能确定器物的相对年代。

　　平心而论，令方彝铭文确实较多地承继了商代晚期波磔体的意味，这是令方彝一出现就容易被熟谙中国古代文字书体的郭沫若等人视为西周初年青铜器的重要原因，也使得现在的研究者依然深受其影响而难以自拔。笔者在十多年前发表的《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考古学报》2005年第1期）等文章里已经分析了这一现象，指出这是作为殷遗民的夨令家族缅怀祖先、追慕殷商文化的体现，所以殷遗民的青铜器及其铭文，总是和姬姓周人的青铜器及其铭文有所差别，令方彝则表现得更为典型而已。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仍然可以看出令方彝铭文与成王时期的铭文相比，殷商文化的表现显然弱化了许多，毕竟不能不跟着时代前进。

　　附带说明一点。《沈文》从形制、纹饰、铭文字形书体反复论证义方彝和义尊是成王时期的青铜器，沈教授可能误解了笔者的意思。说到义方彝和义尊的年代，笔者和沈教授没有什么分歧。义方彝和义尊铭文基本相同：“隹（唯）十又三月丁亥，武王易（锡）义贝三十朋，用乍（作）父乙宝尊彝。。”从形制、纹饰和铭文做综合考察，笔者认为义方彝和义尊是周武王时期的两件标准器，这也是主张西周时王生称说的观点。笔者又引用韩炳华和张昌平先生的说法，他们指出义方彝、义尊铭文中的“武王”是谥号而不是生称，认为义方彝、义尊的铸造年代在成王时期。西周早期周王王号用生称还是死谥说，至今还有争议。请参考宗静航先生的文章《生称谥与铭文断代献疑》（《饶宗颐国学院院刊》创刊号，2014年4月），这里不再赘述。笔者认为，“考虑到义方彝、义尊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字形书体的特征具有周初青铜器的格调，所以它们即便作于成王时期，也在成王初年，离武王时期很近，仍然属于西周年代最早的几件青铜器，所以并不影响本文的讨论”。

　　最后，还要请教沈教授，《沈文》中的一些话笔者读不懂。譬如《沈文》说：“学界似乎没有人想将令方彝、令尊提前到武王、成王时期的说法。”如果没有人想将令方彝、令尊放在成王时期，学术界还有争辩的必要吗？而后《沈文》又说“综上所述，令方彝作于成王统治时的后期”，令人费解。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