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则在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出土一枚石质印章的消息。这枚石印印文具有中国史前陶器符号的基本特征，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笔者就这枚石印文字的释读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考述。

　　发现和探索 

　　2000年6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伯尔特博士到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一处多间土坯房遗址下面发现了一枚有光泽的黑玉印章。印面呈正方形，背上有横置的瓦形钮，边长略小于1英寸（1英寸约合2.54厘米）。印面刻有5个符号，笔画里有红色痕迹。对与这枚印章同时出土的遗物进行碳14检测，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2001年5月12日，希伯尔特博士在哈佛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对这枚石印进行了介绍，他“确信这是一枚刻有某些符号和文字的印章”。这枚石印的发现，引起中外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和争议。这就“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法，考虑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

安诺石印及其印文 作者/供图 

　　同年5月，李学勤得知安诺遗址出土石印章的消息后，即查阅《纽约时报》的报道，撰写《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石印》一文，发表在2001年7月4日《中国文物报》上。面对学术界的诸多争讼，他又撰写《安诺石印的启发》一文。他指出，这件石印的形制，与西亚、印度河谷等地的印章，包括钤印的、滚印的在内，都不相似。看其正方的印面和类于瓦钮的印钮，确实很像年代远在其后的中国印玺。符号笔画里不知怎么造成的红色，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就其年代而言，比现已发现的最早甲骨文也早了许多。安诺石印上的符号，均由直线笔画构成，姑且以笔画连接为标准，分解为“五个”。钤印成的顺序应该是有意思的是，这五个不同形状的符号，都可以在中国史前陶器符号中找到。李学勤的卓越见解为我们揭开这件石印文字的奥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字解读及其用途 

　　笔者试在李学勤研究的基础上，再对这件石印文字及其相关问题，略作考述。

　　第一，石印是祭祀天神时使用的法器。李学勤曾发问，石印“符号笔画里不知怎么造成的红色？”其实，我国古代祭祀神灵的礼器上，常见涂抹红色朱砂的痕迹。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符号”的周围，常“涂有朱红的颜色，颇带些神秘色彩”。这些陶尊就是祭祀太阳神的礼器。陶寺古城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壶残片上，用“朱砂”书写着“文尧”二字。这件陶壶则是祭祀帝尧的礼器。

　　我国古代祭祀天神时，常随季节变化而佩带不同颜色的玉器。据《礼记·月令》记载，春季“服仓（苍）玉”，夏季“服赤玉”，秋季“服白玉”，冬季“服玄玉”。《吕氏春秋》《淮南子·时则训》也有相同的记录。“服”即佩带之义。由此可见，这件涂有红色颜料的石印，当是祭祀天神时使用的法器。

　　天空白天呈青兰色，夜晚就会变成玄黑色。《诗经·幽风·七月》“载玄载黄”《毛传》：“玄，黑而有赤也。”《大戴礼记·夏小正》载：“玄也者，黑也。”《说文·玄部》：“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这枚石印的颜色，黑而略微泛红，可称之为“玄色”。《周礼·考工记·画缋》载：“天谓之玄。”《老子》第一章“同谓之玄”，河上公注：“玄，天也。”这说明石印的颜色与夜晚的天色正相符合。

　　“印”“神”音近义通。《释名·释书契》：“印，信也。所以封万物为信验也。”蔡邕《独断》上：“印，信也。”信，通作伸。《仪礼·士相见礼》“君子欠伸”，郑玄注：“古文伸作信。”《孙子兵法·九地》“信已之私”杜牧注：“信，伸也。”《广雅·释诂四》：“申，伸也。”《集韵·真韵》：“伸，申也。”《说文·申部》：“申，神也。”是其佐证。

　　印章也是古代道士驱鬼避邪的法物。据《抱朴子·登涉》记载：“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王明校释：“《善斋吉金录·玺印录》具载‘黄神越章之印’数图。”释玄光《辨惑论》说：道士“造黄神越章，用持杀鬼”（《弘明集》卷八）。1980年，洛阳出土的东汉永寿二年陶瓶上的朱书劾鬼文，有“移大黄印章”驱鬼记录，“大黄”即“黄神”，指黄帝而言。由此可见，安诺石印可以充当勾通人神的法器。

　　第二，安诺石印文字的解读。这枚石印文字的内容，应与其载体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兹略作说明。

　　第一个符号，是在一竖笔的上下两端加刻相反方向的钩笔，李学勤“称为‘乙’字的符号”。这种符号见于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彩陶钵口沿下的黑色宽带上，以及西安半坡、铜川李家沟仰韶文化陶器和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其构形与《玺汇》2540印文“乙”字相类同，故当是“乙”字。

　　《说文·乙部》：“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阴气方强，其出乙乙也。”《白虎通·五行》载：“乙者，物蕃曲有节欲出。”“乙”字的本义是草木在春天里发芽欲出，艰难生长的样子。这说明祭祀天神的时间，当发生在草木艰难生长的仲春季节。

　　第二个符号，李学勤“试称为‘木’字形符号，比较复杂。同样形状的符号，也见于姜寨出土的半坡类型彩陶钵口沿下黑带”上面。因其构形，与古玺文“杜”“柜”“桐”诸字所从的“木”旁相类同，故当是“木”字。

　　《说文·木部》：“木，冒也。冒地而出，东方之行。”《素问·玉机真藏论》载：“东方木也，万物所以始生也。”《白虎通·五行》说：“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木”的本义是指春季里“万物始生”的意思。

　　这个“木”字位于印面正中央，占据印面近半位置，足见其诏示的并非一般神灵。《礼记·月令》载：春季里“其日甲乙”，高诱注：“甲乙，木日也。”《汉书·律历志》说：草木“出于甲，奋轧于乙”。“木”本指草木，而草木大都在春天里负甲生长。故印文“木”字，实指主掌春天的天帝神灵而言。

　　第三个符号，李学勤谓“可称作‘五’字形符号。同样的符号，见于青海乐都柳湾所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是写于彩陶壶上”。这种符号在大溪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器上，都屡见不鲜。因其构形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五”字均相类同，故当是“五”字。

　　第四个符号，李学勤谓“第四个‘一’字形符号，当然在多种文化陶器符号里都有，不烦举例”。因其构形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一”字相同，故当是“一”字。

　　印文中“五”“一”两字上下连署，当读为“五十一”的合文。这种合体文字，常见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里。例如，“十三”“十五”“八十”等合体数字。印文“五十一”当表示呈献五十一份祭品来祭祀天神的意思。

　　第五个符号，李学勤谓“最后一个‘匸’形符号，也见于柳湾马厂类型彩陶”，但未予释读。我们细审其构形，与甲骨文和金文“匸”字相类同。此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屡有发现，口部或朝左或向右，本无差别，故当是“匸”字的初文。

　　“匸”，当读如筐。《说文·匸部》：“匸，受物之器。”朱骏声通训定声：“匸，据许说，即匡之古文。”“匡”同筐。《说文·匸部》：“匡，饭器，筥也。匡，或从竹。”《周易·归妹》“有女承匡”，《经典释文》：“匡，郑作筐。”《玉篇·匸部》说：“匡，亦作筐也。”是其证。《诗·召南·采蘋》“维筐及筥”，《毛传》：“方曰筐，圆曰筥。”《诗·周南·卷耳》“不盈顷筐”，朱熹集传：“筐，竹器也。”这里的“匸”字当指祭祀天神时盛放食品的器具。

古印度印章文字 作者/供图 

　　那么，这个竹筐里盛放着什么样的祭品？据《礼记·月令》记载，春季祭祀“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孙希旦集解：“伏羲氏乘木德而王，其号亦曰太皞，祭木帝则以配食焉。”《吕氏春秋》《淮南子·时则训》也有相同的记录。这是说春天祭祀天神太皞和句芒时，要奉献以麦、羊肉为主的食物，盛放祭品的器物要粗疏而通达。而麦制食品和羊肉，正是西亚地区的特产。大约在距今9000年前，伊朗高原开始饲养山羊；大约距今8000年前，西亚地区开始栽培大麦和小麦。因此，用筐来盛放麦制食品和羊肉，与中亚地区先民的生活习俗正相符合。

　　由上所述，这则石印文字的大意是说：在万物萌生的春季里，向主掌草木生长的天帝神灵，呈献五十一筐祭祀食品。

　　礼仪和年代 

　　这枚石印文字表示的基本内涵，就是祭祀主掌春天的神灵，祈盼草木茁壮生长，给人类带来丰收的果实。因此，澄清石印文字显示的礼仪和年代，颇有意义。

殷墟出土“亚禽”石印 作者/供图 

　　第一，安诺石印是祭祀太阳神的法器。中华先民崇奉天帝神灵。《淮南子·原道训》载：“神者，生之制也。”《说文·示部》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礼记·月令》“其日甲乙，其帝太皞”，郑玄注：“春时万物皆解孚甲，自乙轧而出东。此苍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汉书·律历志》说：“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这说明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太皞伏羲氏，就是主宰万物生长的天帝神灵。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崇尚太阳神的社会习俗。《礼记·郊特牲》有“迎长日之至”的“郊祭”活动。《尚书·尧典》和殷墟甲骨文都有祭“出入日”的典礼。这是冬至、夏至时节祭祀太阳神的礼义。同时，《国语·周语上》载：古者先王“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韦昭注：“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礼记·祭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孙希旦集解：“此谓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礼也。”《礼记·玉藻》说：“朝日于东门之外。”所谓“春分朝日”就是“春分”那天早晨，在国都东门外祭祀太阳神的典礼。

　　古埃及人尊奉太阳为“创造之神”，因而“太阳神在古王国时代就获得了特殊的地位”。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在春分时泛滥”，古埃及的洪水是在夏至“那天前后到来的”。这就是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都要祭祀太阳神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有“春分朝日”的礼仪，安诺石印就是史前先民在“春分”时节祭祀太阳神时佩带的法器。

　　第二，安诺石印形制特征的考古学佐证。安诺石印文字及其书法特征，已从史前和殷商时期的古文字得到佐证。安诺石印与距今约5300年前苏美尔文明陶质圆形印章的形制和文字，判然有别。然而，这件石印的形制特征，却能在史前和殷商时期的古印里找到线索。

　　首先，中国古代印玺起源的年代久远。西晋傅玄《印铭》说：“往昔先王，配天垂则，乃设印章，作信万国”（《初学记》卷二十六）。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河南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被编为H141：1号长条形石印戳，截面上阴刻有一个“乙”字。这是我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石印实物。

　　其次，安诺石印背部呈桥钮，与中国古代“铜印鼻钮”的形制相同（《初学记》卷二十六）。而印面方形，字体疏朗，不但与殷墟出土的“亚禽”诸印的形制类同，而且也与距今约5000年前印度河流域“印章文字”的形制相似。因此，这枚石印在中亚安诺遗址出土，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三，安诺石印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东西方文化交流，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就已初见端倪。大约5000年前，“从中国黄土高原腹地到黑海之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都曾出现以农业为基础的彩陶文化，连接成带，如同跨越欧亚大陆桥的彩虹”。这种分布广袤的彩陶文化，却“具有相似的艺术表达形式”，正是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产物。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是广布于欧亚草原东部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4200—1800年。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倒钩铜矛，已在我国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等地发现10余件。其中，在河南析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4件，年代属龙山文化晚期。安诺石印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东传的年代相接近。由此可见，早在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东西方文化就已开始相互交流。安诺石印可能是距今4300年前，中原地区西行的商客或西迁部族，在安诺地区举行“春分朝日”祭典时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

　　文字记录的产生是文明社会开始的重要标志。中国“连字成组”的纪事文字，在距今5300—42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上海马桥遗址良渚文化层出土的陶杯底部刻有“田戊”2字，江苏吴县澄湖良渚文化古井出土的贯耳陶壶上刻有“冓戉五矢”4字。这说明，良渚文明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在距今约4200年前的陶寺文化遗址，发现一件陶壶残片上有朱书“文尧”2字，是尧舜时代的文字记录。安诺石印的年代，正处于良渚文化之后、陶寺文化之前，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安诺石印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的梳理和解读，对研究中国文字起源以及史前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