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虎先生在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史、吴简吏民专题研究、饮食文化史等方面贡献良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古社会经济史等方面作出了有目共睹的学术贡献。

　　2022年7月6日，著名史学家黎虎先生离开了他耕耘数十年的学术园地，留下了其亲手开拓、数十年实践其中并为很多断代史学者从不同角度不断耕耘的中国古典外交学学科，留下了其晚年思考而用力最多的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的研究篇章。黎虎先生在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史、吴简吏民专题研究、饮食文化史等方面贡献良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古社会经济史等方面作出了有目共睹的学术贡献。其暮年的研究继承了数十年的思考，呈现给学界数万字的《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据悉还有约十万字篇幅的两三篇待刊文章，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对“五朵金花”史学问题“再研究”的新高度。

　　黎虎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学生，也是史学名家。他去世后，除国内学界深切哀悼外，日本著名史学家中村圭尔、窪添庆文、川本芳昭、伊藤敏雄、葭森健介等及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等，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哀悼，唁电中提及的主要是黎虎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对日本学界的影响，都无一例外地提及先生对日本学界友人真诚友善的关照等。正如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唁电中所表达的：“黎虎先生的研究给予了日本学者莫大的启发，促进了我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发展。《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增订本）、《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先秦汉唐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诸多著作，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在我们访问中国时，也受到了先生的亲切关怀。先生的为人令人敬慕。先生的学术和教育成果也必会永久流传。”（本文引用学界唁电由黎虎先生家人提供）

　　关于黎虎先生的学术贡献，学界已经进行过翔实的介绍。近些年来，主要有李文才教授《“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古史话语体系的建构——从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谈起》《中国古史分期体系的构建与社会性质的探索——黎虎先生访谈录》《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黎虎先生史学研究述评》《汉唐史研究的创新、突破与展望——访黎虎先生》，杨浩烨博士与张金龙教授合写《博学睿思，创新求是——黎虎先生的史学成就与治史特色》，曹万青博士《独辟蹊径 行稳致远——黎虎先生中国古史研究论略》，笔者亦曾撰写《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新学科的开创与建构——写在〈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出版之后》，等等。这些文章以史学史的视角严谨展现了黎虎先生一生特别是晚年更加注重深邃思考的专深一面，是了解先生史学成就的重要窗口。

　　对于黎虎先生的学术研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唁电概括比较全面中肯：“先生早年侧重于先秦史研究，后转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阐幽发覆，多有创见。先生开创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研究体系，著有《汉唐外交制度史》《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体大思精，开相关领域研究之先河。先生晚年关注走马楼三国吴简，对学界传统的‘吏户’论提出质疑，阐释了新的‘吏民’观，开拓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新局面。”其中还肯定了黎虎先生教师身份，“先生教书育人，桃李芬芳，奖掖后进，润物无声”。

　　黎虎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给大学生开讲古史课程而深受学生喜爱。牛润珍先生曾深情回忆起本科第一堂课的情形：“黎老师是史学大家，讲课也非常有条理，板书字很大……黎老师的第一堂课盛况空前，很多同学为了好的听课位置，早早地来到课堂。我记得老师的字很大，看得清清楚楚。讲课很有条理，整理老师的讲义就是一篇学术论文。学术性、科学性、艺术性、趣味性都在老师的课堂上演绎出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学问的传承。如今我也为人师表，自己教学生的时候该怎么讲课、怎么板书、怎么辅导学生？我常常想起老师授业之时的音容笑貌，然后效法老师传授知识的技法传授给下一代。”（董劭伟、王莲英、陈厉辞整理《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学术论坛——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科建设座谈纪要》，《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黎先生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后便没再变动，退休后曾短暂被包头师范学院等学校聘为兼职教授。总体而言，可谓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教育和学科发展呕心沥血。同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老教授黄安年最近也在文章中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老同事的点滴往事：“黎虎教授和我是同龄生人，比我晚一年毕业，却先我而走，不胜悲痛。记得还在60年代初的情景，为贯彻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精神，我曾协助当时主管文科的教务长方铭同志在文科总结推广黎虎讲授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经验。我和黎虎的教学和研究专业虽然南辕北辙，确有很多共同语言，谈得很投缘。又记得80年代初在系里他主持《史学评林》杂志，我协助李雅书先生主持《史学选译》，两个杂志虽属内刊，却办得有声有色，互相支持，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这段文字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信息，比如黎虎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留校后不久便取得了不俗的教学成绩。从这段言语朴实的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老同事的深厚情谊，朴实而真切，也看到黎虎先生在学术研究、教书育人的同时格外注重教学方法和史学知识的普及。

　　据笔者初步统计，先生出版过在课堂讲稿基础上形成的《夏商周史话》一书，该书虽是“史话”体例，但吸收了当时考古新发现，加上先生课堂讲授中的精致打磨，时至今日，已是一本可读性强并能代表20世纪80年代该领域研究水平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还撰写了一部《燕国故事》，该书为当时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历史小故事丛书之一，旨在传播历史知识。先生还主持出版了《后汉书精华注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显见其为普及历史知识所做的实践工作。在这一阶段，先生还参与出版了《鄂伦春族简史》，该书属于知识普及性读物，但却是先生大学阶段参与民族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成果。这些著作不论篇幅长短，都是在先生史学研究基础上形成，同时又进行了学术普及工作。

　　实际上，就笔者搜索资料可见，在20世纪60年代，黎虎先生便在《中国妇女》发表过《女历史学家班昭》的文章，此后又撰写过不少通俗性与学理性兼具的文章，其中不少发表在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杂志上，比如 《祖逖中流击楫》《北魏的四夷馆》《杰出的医学大师扁鹊》《诸葛“草庐”究竟在何处》《怎样读〈后汉书〉》《刘贺“登基”与两鸿胪》《北宋的一次“帽妖”事件——关于“飞碟”的古老记载》。其中最后一篇发表于2021年9月，可见先生一直不遗余力进行历史“科普”工作。据悉，黎先生在《博览群书》也发表过一些通俗或回忆性文章，比如《我与周一良的“大百科”缘》《历史的困惑与复原——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前前后后》《〈我们仨〉里的钱瑗伉俪事略补正》等，这类文章既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又充实了相关问题的学术史料，价值自不待言。据黎先生学生李文才教授介绍，先生自大学毕业以后的数十年间，在《北京日报》等报纸上也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文史文章。

　　以上文章并非纯为科普而作，从先生的研究领域可见以上这些都有其学术渊源。比如《刘贺“登基”与两鸿胪》是先生研究外交制度时探究“鸿胪”这一与外交有关官职的认识，更是研究“吏民”问题时形成的“真吏”“非真吏”这一代表性观点的运用（相关论述参见黎虎《先秦汉唐史论》之《说“真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其他汉魏阶段的文章应该是先生从先秦史转向魏晋南北朝史后开始用心研究时的副产品，但篇篇具有独特的光辉。唯独“帽妖”文的写作缘起不可考，倒是彰显了先生视野的开阔。先生在2020年发表过一篇《在社会调查实践中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文章，文中言及“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理论联系实际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甜头”。这篇文章可以给众多管窥新中国史学史的人很多启示，以了解这一代学人是如何学习马恩经典作家理论且切实用于指导学术实践的，期待有朝一日先生在阅读恩格斯这篇经典文献时的批注能得以刊布，或许有助于我们学习如何阅读经典。

　　回想先生一度住在山海关附近居所，我常去看望先生，请益学问，每次先生以北京“张一元”花茶招待，闲谈兼得迎面海风之爽，更为理解先生在《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后记所言：“于时俯瞰碣石，沧海风帆，鸥薄云天，其无津涯，油然而兴出瀛海更有瀛海之叹。”追思一代名师、一代史学大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其著作的同时，继承先生躬耕一生不舍昼夜的学人精神！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