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瑰宝，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战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生的、重要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迈入新时代，让抗战文化遗产焕发新活力是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赓续中华文脉的时代重任，更是丰富人民精神、营造社会氛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使命担当。多年来，学者立足人文社科方法，关注遗产问题、对策与发展的研究，对抗战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理论认识逐步提升。但是当前保护与利用模式仍有不足：一是工作开展局限在微观层面、理论分析停留在浅层，未能分析遗产之间的链接、建构中观和宏观的解释框架，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研究与实践方法；二是工作理念缺乏灵活性、理论研究方法较单一，未能打破学科、区域、线上线下等壁垒，未能探索更具包容性的研究与实践模式。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向广度、深度的推进，数字史学的发展为解决抗战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辟了新思路，利用数字化手段丰富保护与利用的途径和形式，拓宽抗战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成为新趋势。因此，结合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重构人与遗产及技术的关系，运用数字史学的方法是建构抗战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径的必由之路。
首先，数字史学是抗战文化遗产生命力延续的重要保证。一方面，抗战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与保存可以保证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及长存性。一是开展建筑物及文物的数字化采集，获取抗战文化遗产的空间信息存留。我国的抗战文化遗产有大量木结构建筑，很难抵抗火灾、洪灾与地震等突发情况，如卢作孚纪念馆、林森公馆、何应钦故居、余杭抗日战争纪念馆等。数字化采集后，即便本体受损，也可借助采集的数字资料进行修复与展示，以此实现抗战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延续。二是开展抗战文化遗产历史文化信息的数字化收录与建档保存，包括档案文件、手稿、报刊、老照片、歌曲等。如文物保护单位登记表、名人手稿及著作、《新华日报》以及人物、建筑老照片等实物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扫描、著录和说明，将现存记录转化为数字信息；将抗战歌曲《游击队歌》《嘉陵江上》《救亡进行曲》、戏剧《屈原》《保卫芦沟桥》《塞上风云》等非物质抗战文化遗产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另一方面，建构具有保存、研究和教育功能的智能化抗战文化遗产数据库。通过资源库数据共建共享，将过去分散、独立的文物数据与相关史料进行整合、拓展，助力抗战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开放与获取。同时，利用数字云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缺失的信息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以此完善抗战文化遗产的文物数据与历史信息，为史学工作者提供全新的视角，更好地诠释抗战史与抗战文化，从而实现抗战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永存。
其次，数字史学是抗战文化遗产重焕生机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数字技术丰富宣传渠道、创新阐释方式、衍生文物价值，是实现抗战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路径。一是数字化传播打破地域与线上线下的限制，提高了信息的开放度，降低了参与门槛，精准化传播的同时持续扩大传播圈层，让抗战文化遗产走进大众日常、得到更多关注。新媒介、自媒体、纪录片、动画等多元化的传播方式丰富了展示内容与呈现形式，通过线上传播吸引观众到抗战文化遗产现场参观与游览，以此让抗战文化遗产重焕生机。二是抗战文化遗产数字IP的开发和转化，数字文创的不断创造有效促进抗战文化遗产的价值激活与衍生。另一方面，传统静止、孤立的展陈将转变为数字化交互展陈，公众的体验感与互动感得到提升，抗战文化遗产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得到更有效展现。首先是数字技术重组观众和抗战文物的关系，从“看与被看”转变为深刻的交互关系，如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针对不同受众进行个性化、智能化的展示与互动。其次是增强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混合现实技术，以全新的方式解读抗战文化遗产、重现关键历史场景，让观众充分感受抗战遗址、遗迹空间之中承载的历史事件、生活场景和人类记忆等信息。例如，数字技术可在现存战时儿童保育院、慈幼院等旧址上展示战时难童生活和学习的场景；可重现抗战时期抗建堂上演《棠棣之花》《北京人》等话剧时的热闹场面。抗战文化遗产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将文化内涵与价值深挖的同时营造出抗战历史情景感，激发观众内心情感，提高参与度，以此重焕抗战文化遗产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
最后，数字史学是抗战文化遗产永续传承的全新路径。数字技术是目前和未来抗战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方式，将数字技术与抗战文化遗产进行深度融合是探索其保护、利用和传承的全新路径，但是抗战文化遗产是抗战文化和抗战史的载体，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特点，数字技术如何与此融合是一大难点。其一，文化遗产数字化首先是文化遗产、是史料，而非数字化；数字技术是手段和工具，而非最终目标。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确实有利于对抗战文化遗产的立体保护，但无法取代研究者的理解、研究与诠释。技术绝非万能，走向数字文化遗产时代并不能离开人的主导作用与沟通能力。其二，数字技术将抗战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转化为可被参观、被体验的展陈文化，沉浸在由技术打造的“真实”感官体验中，这样的“真实”是否能够代表历史的真实？严格说来，技术展示的“真实”是一种人文艺术的表达，是当下史学工作者对于过去历史场景的理解与加工，并非抗战文化遗产本体，也很难全面反映遗产的历史、科学等价值，所以技术的“真实”不能完全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这仅是历史体验走向大众的一种尝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数字技术打造的“真实”是当下对历史场景的真实体验，反映了当代人们对于抗战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诠释，这一过程是真实的，是应该被历史记录与见证的。因此，数字技术打造的交互式和沉浸式的“真实”体验，虽然无法完美再现过去的历史，更不能代表过往历史的真实，但是可以构建出一份抗战文化遗产数字记忆档案，为探索其永续传承的全新路径提供帮助。
在未来，传统史学和文化遗产研究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面对抗战岁月中“人的生存、抗争、苦难和尊严”等课题，数字史学并不能完全解决，历史的考证与研究能力仍然重要。数字史学可以整合抗战文化遗产微观数据并加强内部联系，但是只有史学工作者的参与才能够创造新的链接，使研究视角上升到中观乃至宏观的层次。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数字史学为中国抗战文化遗产建构的新路径才能更加完善，遗产理论研究才能在更高层次朝着成熟的方向迈进。
（本文系2022年度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庆抗战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研究”（22SKGH559）、2021年度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战争状态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以抗战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为例”（CYB2119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