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学是一门以阿卡德语、苏美尔语等古代语言为研究基础，以古代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为研究对象，以语文学、文献学、考古学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科。该学科兴起于19世纪中叶，首先在西欧主要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创立。19世纪下半叶，传播到美国。亚述学研究重视考古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注重文献的识读和阐释。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西方古典学和《圣经》阐释学有着密切关联。近年来，亚述学研究表现出新趋势，开始注重研究文献中体现的哲学思想、观念和文化，表现出后古典学研究特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中的“经学”传统，成为亚述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亚述学与西方古典学传统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字词含义、阐发其义理的学问。清末，中国“经学”传统出现分裂，“经学”被窄化为“小学”。“小学”传统又与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古典学有异曲同工之处。

　　西方古典学（classics）是一门以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为研究基础，研究西方古典文明传统及其历史文化的学科。这一学科滥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18世纪中后期成为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经过德国浪漫主义、英法德启蒙运动、近代科学革命的洗礼而日渐成熟。亚述学的早期创立者大多拥有深厚的西方古典学功底，通晓希腊文、拉丁文等古典语言，对两河流域、波斯、小亚细亚等传统“东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掌握东方语言，乐于前往这些地方探险考察，比如奥斯坦·莱亚德爵士、亨利·罗林森、马克斯·马洛万等。正是这样一批人，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面纱，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久已被遗忘的“死去的”文明。

　　西方古典学研究重视对希腊罗马古典作家作品的整理、考辨与注解，与中国传统经学中的“小学”有颇多相似之处。亚述学自从一建立，就带有深刻的西方古典学烙印。阿卡德语语法体系具有鲜明的印欧语言学体系特征，文献的整理、注释、考证范式处处表现出西方古典学的基本特征。

　　亚述学与《圣经》阐释学传统

　　亚述学文献考证传统的另外一个源流是《圣经》阐释学（exegesis）。解释《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的传统，早在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家乡时就已经开始（约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米什拿（Mishna）、塔木德（Talmud）等都是从不同角度解释《旧约圣经》（犹太人称之为《托拉》）的著作。欧洲中世纪教会中，经院传统更是将《圣经》阐释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旧约圣经》在18—19世纪亚述学确立的过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指导性作用，《旧约圣经》被视为亚述学研究的传世文献，得到高度重视。尼尼微、卡尔胡、巴比伦、乌鲁克等代表性遗址的重新发现，均得益于《旧约圣经》的记载。

　　《圣经》阐释学的基本方法被直接用于亚述学文献研究中。1872年，已有学者深入探讨楔形文字文献与《旧约圣经》的关联（Eberhard Schrader, Die Keilinschriften und das Alte Testament）。1950年，詹姆斯·普理查德主持出版《与旧约圣经有关古代近东文献》（James B.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近50年后，威廉·哈罗延续相同思路续编《经文补编——来自圣经世界的经典文献》（William Hallo, Context of Scripture: Canonical Compositions from the Biblical World）。尽管哈罗指出，除了题目之外，普理查德和他本人编辑的文献集在文献选择和内容上均与《圣经》无关，但是观其结构、文献译名以及一词一句的注释方式，《圣经》传统一目了然。

　　在西方古典学与《圣经》阐释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关“义理”的思考——或者说哲学思考——一直或隐或现、时弱时强地贯穿其中。这一点在亚述学“经学”研究中也不时有所体现。

　　亚述学研究的经学特征

　　当然，亚述学与西方古典学和《圣经》阐释学截然不同的一点是，亚述学研究的文献以出土文献为主，考古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在亚述学研究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且，由于出土文献具有偶然性特点，古典学和《圣经》阐释学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运用到亚述学文献研究中。亚述学者开始追寻亚述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传统。

　　首先，古文字学、铭文学、历史语音学、词汇学和文本考证一直是亚述学研究的重点，具有基本的“经学”研究特征。自亚述学创立以来，基础工具书，如符号字典、词典、系列文献集成、专题文献辑录等，一直是亚述学者工作的重中之重。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每年新出成果中，文献考证类和考古资料类成果占据绝大多数。

　　其次，亚述学者逐渐注意到某些特殊类型的文献，即各种分类词表、字表和类书文献可能表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存在“经学”传统。从语言学分析中，亚述学者逐渐尝试重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思想的内在形式。

　　再次，近年来语料研究突破了传统“经学”的局限性，拓展了文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语料分析可以从语言学、社会学等多重视角分析文献或进行对比，从而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献中蕴含的共同价值，帮助今人更好地认识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思想观念。

　　最后，亚述学者开始摆脱语文学等“小学”传统，探究文献背后蕴藏的思想内涵。慕尼黑大学近东暨中东古代史洪堡讲席教授卡伦·拉德纳（Karen Radner）指出，近年来“古典和古代研究的重点更多地转向普遍的古代史”。这反映了亚述学研究从“小学”向“大学”转变的趋势。2015年，美国学者马克·范·德·米鲁普出版《希腊前的哲学——古代巴比伦对真理的追求》（Marc van de Mieroop, Philosophy before the Greeks：The Pursuit of Truth in Ancient Babylonia），总结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中的“经学”传统，是亚述学界对历史哲学、思想观念研究的最新尝试。

　　两河流域史的经学传统

　　亚述学文献学、历史学、历史哲学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揭示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发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经学”传统。

　　亚述学者已经确定，对于文字的解释在文字产生后不久即已出现。上文所提字表、词表文献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2900年，甚至可能更早。这个传统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上一直延续。这类文献主要用于书吏教育，学习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的学生通过不断抄写、练习，掌握楔形文字的书写知识，之后学习创作、写作和数学知识，用于管理政治、宗教、经济、军事等事务。

　　大量古代两河流域文献通过累世抄写和整理得以保存，仅公元前7世纪末亚述王宫“图书馆”中就保留了大约2.6万块泥板或残片。文献的传抄与整理反映了古代两河流域人文献校勘、训诂的基本理念。以占卜文献为例，这类文献是现存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数量和类型最为丰富的一类，其中不仅包含对某一类预兆的汇编，也包含对不同占卜形式、区域、名词的汇编整理，不同类型的文献相互参照、相互解释，构成了网格状的占卜文献体系，体现了占卜体系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范·德·米鲁普认为，古代两河流域人的“占卜科学在认识论方面提供了最为详尽的证据”。此外，其他众多法律文献和文学文献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思想观念。

　　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学界尚没有发现直接记载古代两河流域人哲学思考的文献著述，也没有对各类文献中所蕴含的“小学”“大学”传统进行系统的整理、归纳和总结。

　　20世纪初，西方古典学刚刚引入中国时，梁启超抓住了西方古典学的现代意义和文献考证特征，并与中国经学进行了比较。此后，中国知识界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古典学，实际上强化了中国经学的“小学”特征，却忽视了中国经学传统中的“大学”传统。亚述学在创立过程中对西方古典学和《圣经》阐释学的借鉴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形，德国学者兰斯伯格说“圣经—巴别争议几乎将20世纪早期新兴的亚述学扼杀”。

　　今天，将中国经学与亚述学“经学”传统放在一起，我们能够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在亚述学研究中亦是清晰可见。借鉴和利用中国经学的“大学”经验，将有可能帮助我们发现亚述学“经学”阐释的空白和缺憾，重新审视古代两河流域传统文献，开辟古代文明研究的新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