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星斗”和“多元一体”分别是考古学与民族学领域的经典理论。“满天星斗”源于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划分的实践；“多元一体”则是费孝通先生通过全面梳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而提出的真知灼见，并将新石器时代作为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虽然“满天星斗”包含在“多元一体”的“多元”中，但“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这一提法仍然能较好地体现中华文明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用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具体过程。其中，云南在环境资源、历史文化、民族构成等方面具有的突出多样性，使之成为探讨从“满天星斗”走向“多元一体”的范例。

　　确立适当的时空范围

　　我们所探讨的云南地区对应的是综合自然地理分区中的“西南区”，是一个整体地势自北向南倾斜的热带亚热带山原，包括点苍山—哀牢山以东的云南高原和点苍山—哀牢山以西的横断山及其南延余脉，主要涉及今天行政区划的云南省和四川省凉山州、攀枝花市。将四川省南部纳入云南地区范围讨论，除了地理学的依据之外，在考古学上也能看到早年以西昌礼州和元谋大墩子遗址为代表的遗存被认为是同一类型，统称为“大墩子—礼州文化类型”；近年来，周志清提出“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的概念，包括金沙江中游南北两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这些均反映出四川南部与云南紧密的相关性。以往经常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云贵高原，实际上以“昆明准静止锋”为界，分为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两地在新石器材料和面貌上存在一定差异。云南地区周边除了贵州高原之外，以北与四川盆地和藏东、川西高原相连，东南与广西盆地和红河平原相连，以南、以西分别与掸邦高原和伊洛瓦底江平原相连，区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云南地区目前尚未发现明确早于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进入青铜时代则大致在距今3500年以后，是一个与其他地区既有区别又相关联的新石器时代时间范围。虽然云南地区发现了一些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材料，但在距今7000—5000年这个时间段似乎存在着“空白”。近年来，在云南南部边境地区陆续发现的和平文化遗址，或许能够为我们探讨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上限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平文化是集中发现于东南亚大陆的一类以单面打制砾石技术为主的石器工业，可能与狩猎采集人群相关。虽然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的典型因素，但和平文化的时间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常见的旧石器时代时间范围。目前已知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存出自云南沧源硝洞遗址，距今约4.3万年，而和平文化遗存的下限在东南亚大陆甚至能延续到距今3500年左右。相比于把和平文化限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进行讨论，从技术和生计方式入手，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平文化长时段的地方适应性。要探讨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从“满天星斗”走向“多元一体”的过程，下限会适当延伸至青铜时代，也就是距今3500年以后。我们想强调的是，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时间范围有其自身特点，可在自身框架下进行探讨，使比较研究更具意义。

　　内部联系日益紧密

　　区系类型划分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云南地区在空间分区和遗存特征上都较为一致地呈现出多样性，所以在分区的框架内总结归纳遗存特征是最直接的做法。经过多年田野资料的积累和前辈学者的研究，以往提出的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地方类型多达十几个，如白羊村类型、大墩子类型、石寨山类型、忙怀类型、闸心场类型、小河洞类型、曼蚌囡类型、哥登类型、海东村类型、石佛洞类型、大花石早期类型、新光类型、礼州类型等。其中，白羊村、大墩子、石寨山、忙怀、石佛洞等类型，被认为可命名为文化。这些至今仍然耳熟能详的类型或文化，既奠定了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对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华就曾指出，虽然在云南发现并命名了诸多新石器时代类型或文化，但很难搞清楚这些类型或文化之间的年代关系和源流关系，甚至长期将一些青铜时代遗存当作新石器时代遗存。这是一直困扰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大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一定客观因素。首先是云南地区早期遗存本身的特点，分布较散，堆积大多不厚，同一遗存的内涵相对简单，但总体呈现出来的面貌又比较复杂。加上早年田野工作受条件所限，多为调查或试掘，经过正式发掘的少，如今几个重点遗址如白羊村、大墩子、新光、海门口等虽已经过多次发掘，但仍有不少地方尚未开展工作。在材料越来越科学、全面、丰富的当下，继续推进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势在必行。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建立和完善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时空框架，其中包含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对以往认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进行辨析。得益于云南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整体面貌的逐步明确，我们才能在辨析的过程中有了重要的参照系。

　　综合地理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将云南地区分为9个地理单元，分别是点苍山—哀牢山以东的雅砻江下游流域、洱海地区、龙川江流域、滇池地区、滇东南地区、乌蒙山西侧和点苍山—哀牢山以西的横断山区、怒江下游流域、澜沧江下游流域，然后梳理每个地理单元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遗存情况。我们尽可能全面地把握各类遗存的整体面貌，但讨论仍以典型陶器群为主，石器次之，并通过与明确的青铜时代遗存的对比，辨析出证据较为充分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以往认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有一部分暂列入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阶段，有一部分则应属于青铜时代。最终我们大致建立了云南地区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至青铜时代早期考古学遗存的时空框架。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存的线索出现在点苍山—哀牢山以西，如澜沧江下游流域距今22000—10000年的娜咪囡遗存、怒江下游流域距今8000—7000年的塘子沟遗存，以及值得关注的和平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有本地起源的可能性，但仍有较多缺环，同时需要解决距今7000—5000年“空白”的问题。

　　目前较为明确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分布在点苍山—哀牢山以东，如雅砻江下游流域的皈家堡、横栏山、董家坡遗存，洱海地区的银梭岛一期、白羊村早期、枣子坪遗存，龙川江流域的大墩子早期遗存，滇池地区的海东遗存，以及虽然划归怒江下游流域，但处在连接点苍山—哀牢山东、西两侧重要节点的新光遗存等。这些遗存的年代范围大致在距今5000—4000年，除海东遗存的文化面貌相对复杂之外，遗存之间的相关性均较明显，尤其反映出来自云南地区以北文化较强的影响力，源于内地的因素此时已经从点苍山—哀牢山以东进入点苍山—哀牢山以西。

　　暂时纳入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较多，基本涵盖整个云南地区，年代范围可能在距今4000—3500年，但仍需讨论。如雅砻江下游流域的礼州早期、高坡遗存，洱海地区的银梭岛二期、海门口一期遗存，龙川江流域的大墩子晚期遗存，滇东南地区的倘甸、小河洞遗存，澜沧江下游流域的忙怀、曼蚌囡遗存，怒江下游流域的大花石早期遗存，横断山区的兰坪马鞍山遗存等。这些遗存中有的与本地新石器时代遗存密切相关，有的则是新生遗存或受外来文化影响形成。这一阶段的文化交流在延续前期的基础上，深度和广度都得到进一步拓展。

　　进入距今3500年以后，云南地区各地陆续发现铜器相关遗存，从时间上看，北部的发现整体稍早于南部。随后云南地区相对快速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又从多个中心走向洱海、滇池两个中心，直到滇文化发展至顶峰，最终融入中华文明之中。

　　经过梳理和辨析，我们对以往提出的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地方类型有了新的认识：石寨山类型、闸心场类型、哥登类型等与当地青铜时代遗存高度一致，建议暂不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地方类型；白羊村类型、礼州类型内涵并不单纯，晚期应属于青铜时代；石佛洞类型的年代已进入云南地区青铜时代的范畴，但铜器相关遗存的证据仍需充实。同时，我们的工作并未改变以往对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呈“满天星斗”的认识，建立的时空框架也使我们能够观察到云南地区从“满天星斗”走向“多元一体”的趋势和特点。我们认为，正是由于云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内部的联结越来越紧密，才使其在青铜时代加速走向一体，在这个过程中以来自云南地区以北文化的影响为主。

　　从作物视角予以审视

　　农业对于文明起源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已在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得到证实，费孝通先生亦认为农业是族群凝聚力形成的主要因素。近年来，云南地区早期植物考古的成果越来越丰硕，为我们认识云南地区从“满天星斗”走向“多元一体”的过程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云南地区从古至今植物利用的多样性，需要继续探索本土植物驯化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优势作物与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从“满天星斗”走向“多元一体”有着紧密的相关性。

　　我们所说的优势作物主要指分别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流域、黄河中游流域、两河流域的稻类、粟黍类、麦类，它们起源与早期扩散的时间都要早于目前在云南地区的发现。通过简单梳理，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三类优势作物在云南地区经历了两次传播浪潮。

　　第一次从距今5000年左右开始，突出特征是稻类和粟黍类作物出现在云南地区，并逐渐形成以稻类为主的作物结构。雅砻江下游流域的皈家堡遗址最早发现了这两类作物，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同流域的横栏山遗址就以稻类作物为主，龙川江流域的大墩子遗址同样发现了这两类作物，怒江下游流域的新光遗址则只发现了稻类作物。距今3500年左右，云南地区多地均以稻类作物为主。目前来看，稻类和粟黍类作物最早应是通过雅砻江下游流域传入云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扩散开来，并在水热条件较好的区域奠定了稻作的优势地位。

　　第二次从距今3500年左右开始，突出特征是麦类作物的出现并在部分地区较快地形成了以麦类为主或稻麦并重的作物结构。云南地区麦类作物最早的发现是在洱海地区的海门口遗址和横断山区的宗咱遗址，其中海门口遗址经历了从以稻类为主到以麦类为主的明显转变。距今3000年左右，滇池地区遗址群呈现出稻麦并重的作物结构。麦类作物作为与铜器相关的遗存，可能经由滇西北进入云南地区，在水热条件不那么充分的区域取代粟黍类作物并形成优势地位，对滇池中心区的形成与发展应有重要作用。

　　这三类优势作物在云南地区的发现情况与传统视角下云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发展过程基本一致，新石器时代稻类和粟黍类作物的来源同样指向云南地区以北，青铜时代前后麦类作物的来源则有着更多的可能性，作物视角下的传播路线、趋势和特点也更加明晰。我们认为，外来优势作物在云南地区的本土化可能改变了当地原有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结构，是云南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动力之一。

　　通过传统视角与作物视角的结合，我们对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从“满天星斗”走向“多元一体”的过程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云南地区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反映出对动植物资源的广谱利用，但后续距今7000—5000年的情况尚不明朗，至距今5000年左右出现新石器时代遗存，其中包括外来的文化因素和优势作物，这些外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并加速了云南地区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进程，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距今7000—5000年的云南地区是延续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那种长期稳定的发展状态。目前材料多指向外因的来源是云南地区以北，具体路线还需进一步明确。云南地区内部以雅砻江下游流域、洱海地区、龙川江流域、滇池地区为代表的云南高原北部应是探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核心区域，点苍山—哀牢山两侧则主要通过点苍山与哀牢山接合部的通道相联结。最后，我们想探讨一下云南地区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内因。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满天星斗”与本土环境资源的多样性密切相关，虽然能够保持稳定的发展，但实际上是分散的状态，较难形成集中的突破，同时容易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可能正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云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云南高原史前经济与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研究”（21CKG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