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几乎占据了中国大半领土。沦陷区既是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又是伪政权的统治区，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沦陷区的研究不断深化。对此，已有学者先后做过梳理和总结。相较于东北沦陷区和华中沦陷区而言，学术界对华北沦陷区的研究尚显薄弱，有待加强。1937年底，侵华日军扶植成立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统辖包括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在内的广大华北沦陷区。现就华北沦陷区及其城市史研究的国内外动态予以梳理，以尝试探讨华北沦陷区研究的新路径。

　　对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

　　学术界对华北沦陷区的研究，首先表现为对伪政权的研究。郭贵儒、张同乐、封汉章以华北伪政权的成立到消亡为线索，对伪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警政等方面的活动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梳理了华北伪政权的演变情况，揭露了伪政权的汉奸面目及其对华北沦陷区的罪恶统治。张同乐运用大量档案史料，对华北伪政权的权力结构、行政组织运作、军政要员派系进行系统研究，并对华北沦陷区省、道、县、“特别市”各级伪政权的组织结构和施政举措进行了考察，探讨了汉奸群体的复杂派系。同时，对日伪殖民统治以及沦陷区的抗日活动也有分析。刘敬忠对华北伪政权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关捷在有关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的著述中，也对华北伪政权有专章论述，对日本的傀儡政策、华北伪政权的建立，以及华北伪政权实施的政治统治、军事统治、奴化教育和并入汪伪政权之后的主要活动做了概括论述。

　　关于华北沦陷区内的区域史研究，在省级沦陷区研究中，较为突出的是郭贵儒等学者对河北沦陷区的研究和谢晓鹏对河南沦陷区的研究。此外，李亚玺从政治制度史角度，研究了以河北省为代表的华北沦陷区省级伪政权的组织结构和殖民统治。在基层伪政权研究方面，郑亚红考察了河北省定县伪政权从伪治安维持会到伪县政府的形态演化过程及其每个阶段的组织结构和职能，并着重阐述了定县日伪政权的统治系统及其残酷的统治手段，揭露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华政策。张青以河北省内县级伪政权为基础，对华北沦陷区县级伪政权做了较为宽泛的研究。郝丽丽对华北沦陷区的道级伪政权作了梳理，涉及机构设置及运作等情况。

　　依托具体问题推进相关研究

　　学术界在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上成果突出，推动和深化了华北沦陷区研究。例如，居之芬、张利民分阶段对日本在华北地区的经济统制和掠夺进行了论述，包括实行经济统制和掠夺的主要机关和公司、主要行业以及各种经济统制和掠夺的数据等。居之芬还就1935—1945年日本对华北经济的统制和掠夺，分阶段做了全面的概括和研究。王士花从资源、交通运输、金融三个方面，对日本在华北、华中的经济侵略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涉及范围较广，因而在研究深度上尚存在很大探索空间。戴建兵对日本华北经济侵略政策的确立及其对华北财税、工农矿产等方面的统制和掠夺都有论述。解学诗、浅田乔二、熊达云等学者对日本在华北地区的经济统制和掠夺均有相当论述。

　　在基层统治方面，朱德新对冀东伪政权的保甲制度、崔玉敏对山东沦陷区的保甲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鸦片统制和毒品泛滥方面，江口圭一对日本在蒙疆、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鸦片政策分别进行了论述，尤其是对蒙疆地区的鸦片统制政策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李恩涵在更长时间段和更广范围内，考察了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贩毒活动，其中对华北沦陷区有深入研究。李真对日本在河北的毒化罪行、吕天石对日本在天津的“禁毒”机构和毒品流通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内田知行对日军在山西的鸦片管理政策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揭露日伪奴化教育

　　奴化教育是日本实施文化侵略、推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郭贵儒以华北伪政权实行的奴化教育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推行奴化教育的伪行政机关以及伪新民会扮演的角色，并对其推行的以“亲日”“复古”为方针的奴化教育进行了论述。王显成论述了沦陷时期北京市伪政权对中等教育实施的统制政策。余子侠对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留日教育分别进行了考察，推进了对华北伪政权奴化教育的研究。川上尚惠对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日语教育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研究日本在沦陷区的日语奴化教育很有借鉴意义。

　　作为华北伪政权的重要政治组织，伪新民会是学术界的重点研究对象。曾业英分阶段对伪新民会进行了考察，对其在三个阶段内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活动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廓清了伪新民会的演变过程。王强对伪新民会的成立缘起、主要人员、在各时期的主要活动等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论述，完成了第一本有关伪新民会的研究专著。江沛对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实施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进行了纵向梳理，厘清其来龙去脉，分别从“政治战”“经济战”“军事战”“思想战”的具体内容入手，横向剖析了“治运”的具体措施及其效果。

　　这类研究多数是从具体问题切入，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华北伪政权的研究。不过，有些论著在深化了某个具体侧面研究的同时，难免割裂了沦陷区的内部联系，只见一斑而难窥全豹。而有些研究将华北沦陷区视为统一的整体，从而对不同地区基层伪政权之间的差异和执行层面关注不足，忽略了地方差异性和诸多历史细节。

　　沦陷区城市史研究

　　在“特别市”及其伪政权研究方面，郭贵儒对伪天津治安维持会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论述。赵秀宁和陈美希分别对青岛、天津两“特别市”伪政权作了相对全面的考察，涉及“特别市”伪市公署等伪政权组织结构的演变及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主要活动，但是聚焦点没有完全放在日伪城市统治上。在具体问题研究上，魏坡考察了沦陷时期北平的煤荒、日伪的措施和煤业的应对，反映出日伪殖民统治的深层矛盾及其对城市造成的灾难。刘大可研究了日本工业资本在青岛的扩张活动。孙新兴概述了沦陷时期日本在青岛的殖民教育活动。杨蕾、陈亮等人的硕士论文涉及沦陷时期青岛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公共卫生教育等具体问题。任云兰论述了沦陷时期日伪在天津的公共卫生管理和防疫机构及其管理条例和具体活动，揭示了其殖民活动的特点。可以说，部分研究已经深入华北沦陷区日伪城市统治史，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单单从某一角度或问题切入，不仅难以反映日伪城市统治史全貌，而且与日伪在华北沦陷区的城市统治规模难成比例。

　　相比之下，对沦陷区日伪城市统治史的综合研究更多还是集中于华中沦陷区的上海、南京等重要都市。李峻比较综合地考察研究了日伪对上海的统治实态，经盛鸿对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及其殖民社会进行了全面研究。在欧美学界，傅葆石、魏婓德（Fredric Evans Wakeman, Jr.）、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王克文、傅佛果（Joshua Fogel）等人对沦陷时期上海的研究引人入胜。卜正民（T. Brook）的研究呈现了镇江、南京等城市在沦陷时期的复杂画面。这些研究为深化沦陷区日伪城市统治史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

　　在市民研究中，翟一帜对沦陷时期太原市民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探索。李秉奎和魏坡等学者利用沦陷区青年日记，对北平、上海等地城市青年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等作了不同程度的考察。李沛霖研究了沦陷时期南京的人口变迁和城市生活，包括户口变动、户籍管理以及市民的就业、生活等问题。马俊亚的研究呈现出南京市民在幸存之余，还要承受生计无着、物价飞涨的生活之苦和生活在日军统治下的恐惧心理状态。张福运分别从普通商贩、知识分子、底层市民等群体入手，对沦陷时期南京市民状况作了探讨。这些研究拓展了沦陷区日伪城市统治史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面相，更彰显出沦陷区历史的研究潜力。

　　仍存在很大拓展空间

　　综上，国内外学术界对华北沦陷区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仍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比较突出的是对日伪城市统治史的研究不足。城市是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中心，是日伪“以点带面”对沦陷区实现占领和实施统治的中心点。日伪对城市的掌控与统治，与中共敌后农村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有关华北沦陷区的既有研究中，尽管很多议题涉及日伪城市统治史，却未能突出其“城市性”，更缺乏综合研究。可以说，华北沦陷区日伪城市统治史研究仍非常薄弱，无论是作为“特别市”的北平、天津、青岛，还是省会城市济南、太原、保定，以及各地方城市，基本上未得到充分有效的研究。因此，我们亟须突出重点城市研究，在呈现日伪城市统治“共性”的同时，挖掘其在不同城市的统治“个性”，开拓出一个日伪城市统治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华北伪政权和若干重要问题，对地方和基层伪政权运作和统治实态关注不足，民众生活史研究更是少见，忽略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和地区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要有所突破，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等路径，而是要丰富研究取向。我们不仅要拓宽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等研究路径，还要在现代化、殖民主义等理论视野下推进研究，进而推动与日本在朝鲜、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全面抗战时期日伪统治青岛实态研究”（21FZSB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