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工人脱离的那个共同体，无论就其现实性而言，还是就其规模而言，完全不同于政治共同体。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不幸而脱离这种本质，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矛盾重重；由此可见，正像人比国家公民以及人的生活比政治生活意义更是无穷无尽一样，消灭这种相脱离的状况，或者哪怕是对它作出局部的反应，发动起义反抗它，其意义也更是无穷无尽。因此，产业工人的起义不管带有怎样的局部性，总包含着恢弘的灵魂，而政治起义不管带有怎样的普遍性，在其最庞大的形式中却隐藏着狭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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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整体观点，是因为社会革命——即使只在一个工厂区里发生的时候也是一样——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是因为它从单个现实的个人的观点出发；是因为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个人反抗的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相反，革命的政治灵魂就在于，没有政治影响的阶级企望着消除自己同国家制度和统治相脱离的状况。政治灵魂的观点就是国家的观点，即抽象的整体的观点，这种抽象的整体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离开了现实生活，而且在人的普遍观念和人的个人存在之间如果缺乏有组织的对立，这种抽象的整体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具有政治灵魂的革命，顺应这种灵魂的狭隘的和双重的本性，靠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中组织起一个统治阶层。

　　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