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的思想世界中，劳动概念是否构成马克思整个资本批判的理论基础？这是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问题。对此问题，马克思本人就曾明确说过：“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如果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不具备资本批判的理论功能，那么劳动二重性便不能被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然而，马克思说过另一段看似截然相反的话：“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正像不可能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照此看来，马克思显然反对直接从劳动出发去把握资本的理论路径。那么，马克思在此问题上是否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呢？
劳动二重性的悖论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劳动概念能否成为资本批判的理论基础，而在于究竟是哪种劳动才是资本批判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将劳动理解为抽象劳动，那么这种劳动便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论基础。上述两段话所谓的“自相矛盾”之处也就迎刃而解。
先看前一段话。为何马克思一旦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劳动二重性便能成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呢？这是因为，具体劳动表征着劳动的物质过程维度，而抽象劳动则表征着社会关系维度。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增殖过程，而后者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规定性。如果说与物质生产过程相对应的是具体劳动，那么与价值增殖过程相对应的则是抽象劳动，因为价值是工人的抽象劳动创造的。而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即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剩余价值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全部价值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既然剩余价值不是工人在具体劳动中创造的，那么就无法在具体劳动的层面上得以理解，而只能在抽象劳动的层面上得以把握。
正如马克思所说，“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此意义上，抽象劳动不仅是理解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基础性概念，而且是马克思整个资本批判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区分了商品二重性，但正因为没有区分劳动二重性，从而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定性，将其混同为一般物质生产过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忽略价值形成的抽象劳动，仅仅停留在具体劳动和一般物质生产过程的视界内，所以他们看到的劳动过程便是各种要素的组装，而无法看到隐匿于劳动过程之中的生产关系。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劳动材料与劳动对象，那么劳动过程便无法进行，所以资本是生产所必需的物质材料。于是，他们就把资本视为物或生产要素。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区分劳动二重性，因而无法把握到资本主义生产在社会关系上的规定性，也就无法洞穿资本主义生产价值增殖的实质。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再看后一段话。一旦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那么“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这句话的真实内涵便明确了。这句话里的劳动正是具体劳动。也就是说，人们是无法由具体劳动而直接把握资本本质的。具体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具体劳动只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过程本身从它的一般形式来看，还不具有特殊的经济规定性。从中显示出的不是人类在其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是劳动为了作为劳动起作用在一切社会生产方式中都必须分解成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要素”。所以，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不能从直接劳动出发，而要从价值出发，即从抽象劳动出发。
在抽象劳动的层面上，上述两段话并不存在互相矛盾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资本批判理论基础的劳动，并非泛泛意义上的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于是，劳动概念能否成为资本批判的基础性概念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长期以来，有些学者从主体性的劳动批判资本逻辑，如卢卡奇晚年建构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而批判资本主义，这就停留在了具体劳动的层面上。正如普舒同所说，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是“试图用外在于资本的劳动与主体去批判资本主义”。与这种强调主体性的人本主义相反，另一批学者则强调资本逻辑的结构化。但是，如果不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由此遮蔽了抽象劳动与资本批判的内在关联，进而制造劳动与资本在逻辑上的简单对立，那么资本就会成为无法理解的“神秘物”或“先验的结构”。由此可见，抽象劳动概念在马克思整个资本批判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
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区分
值得注意的是，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区分并非经验上的区分，而是逻辑上的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是两种互相独立的劳动过程，而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具体劳动可以通过经验或实证的方式予以直接把握，但问题在于，人们如何把握抽象劳动？我们要知道，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存在。具体劳动表征着物质过程维度，而抽象劳动表征着社会关系维度。抽象劳动如同社会关系这个概念，虽然是现实的，然而却无法由经验感官予以直接把握。如同社会关系一样，抽象劳动是一种现实的而又非经验的社会存在。面对这种不同经验存在物的社会存在，必然有着独特的把握方式。那么，人们是如何在经验范围内的具体劳动中“析取”出抽象劳动的？
这个问题看似非常容易解答。由于商品存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区分，所以劳动也就具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分。细究起来，抽象劳动是作为价值形成的生产过程而存在。那么，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价值这个概念又是如何出场的呢？马克思说：“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换言之，正因为社会总劳动以私人劳动的形式进行，所以私人劳动之间必然要进行交换，而要进行私人劳动的交换，就必须有价值尺度。对此，马克思曾提出过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明明知道“5张床=1间房”，明明知道5张床和1间房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为何却无法得出价值概念？亚里士多德距离“价值”概念仅有一步之遥，这并非由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局限，而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局限。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奴隶劳动，而非普遍的商品生产，所以他无法得出“价值”概念。这就意味着，“价值”概念的出场是时代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具体而言，正是由于商品交换的普遍化，才出现了“价值”概念，进而出现了“抽象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
商品交换普遍化
现在，有待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则是，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又何以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很早便出现了商品交换，然而这并不直接等同于普遍化的商品交换。对此，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虽然商品流通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商品交换普遍化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得以可能，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曾区分过商品流通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商品—货币—商品”的“为买而卖”，另一种则是“货币—商品—货币”的“为卖而买”。事实上，前者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交换的目的则是获取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交换具有等价性。而后者则是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人们在交换中关心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价值，更关注商品的价值增殖。在商品的简单交换形态中，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只是等价交换，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流通最初表现为既定的量”。一旦在交换中出现价值增殖，此时商品流通“表现为变动的量，并且是通过生产本身而不断扩大的量”，那么在价值增殖的驱动下，商品交换就会突破原来的界限而普遍化。
商品交换的普遍化是由于价值增殖的驱动，而价值增殖只能在资本的条件下实现。如果按照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那么价值增殖便无法解释，因为“商品流通就它只引起商品价值的形式变换来说，在现象纯粹地进行的情况下，就只引起等价物的交换”。所以马克思指出，价值增殖的秘密无法在商品流通领域得以揭示，而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被揭开。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增殖的根源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正是由于劳动力的商品化，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构的关键因素，才揭开了价值增殖乃至商品交换普遍化的秘密。而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前提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即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彻底分离，逼迫劳动者只能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商品。至此，马克思清晰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劳动力商品化→价值增殖→商品交换普遍化→价值→抽象劳动”的完整链条。
从这条链条中可以看出，抽象劳动确立商品价值，这看似极其简单的普遍性规定，甚至似乎具有“超历史”特征的一般性规定，都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前提。于是，我们便能理解马克思的这段话：“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只有不断地追问抽象劳动的社会历史前提，才能使抽象劳动得以呈现，才能明白抽象劳动为何能够表征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乃至整个社会关系。以抽象劳动为例，马克思解决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如何把握诸如抽象劳动和社会形式这种现实而又非经验的社会存在？
这便是抽象劳动的哲学意蕴之所在。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制副教授、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