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
2024年03月07日 11: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3月7日第2847期 作者:都阳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培育新质生产力是获取长期经济增长动能的核心。人口高质量发展与培育新质生产力都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应对新的发展形势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简单地说,人口高质量发展既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体现,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手段。

  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人口高质量发展则是针对我国出现人口总量转折性变化、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加剧的情况而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这两个因应形势变化而适时提出的战略选择,有着内在的关联。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观察,人口高质量发展对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新质生产力的属性看,核心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环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经济体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凡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更高质量的发展,也是更具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既可以来源于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也可以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的效率提升。这两方面来源,不能说孰优孰劣,但的确反映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获取全要素生产率的手段存在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市场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各种要素配置效率,成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要素配置水平也较之以往大大提升。与此同时,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意味着依靠要素再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正在逐步缩小,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主要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众所周知,创新活动中最核心和最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自始至终都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而人的创新能力又必然依托于人口质量的全面提升。由此可见,只有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才能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在客观上有助于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和培育新质生产力。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经济增长动能需要发生根本性转变,体现在经济发展动力和投资方向上,就要把握好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相互关系。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存在差异,并决定了投资回报率的差异。大量研究表明,在依靠要素积累推动经济增长逐渐式微的情况下,我国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需要大量物质资本投资的领域,我国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此时继续在有形的物质资本上保持以往的投资力度,将不利于发挥资金使用效率。相形之下,我国当前更需要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全面提升全民素质。因此,我国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需要由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转变,更加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坚持以人为本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那么,如何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统一呢?从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有机结合起来,将会在新的发展阶段产生新的发展机遇,因此要抓住重要的机会窗口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新动能。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然具有后发优势,在公共财政支出安排上加大对人的投资力度,将激发巨大的增长潜力。例如,经合组织国家面向家庭的公共资源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约为2.4%,而2022年我国公共财政在该领域的投入不足0.1%。我们应辩证地看待这一差别,发达国家面向家庭的公共资源投入占比较高,意味着其政策体系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国这一占比较低,则意味着政策空间相对广阔,由此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潜力也就更大。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不仅可以大幅提高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也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的更高回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可见,公共资源投入由“物”到“人”的优化配置,是结合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也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促进形成新质生产力。

  其次,优化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仍有较大空间,通过优化人力资本投资配置,既可以提升人口发展的质量,也可以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长期动能。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阶段的回报率存在差异,其规律性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阶段越早,相应的回报率就越高。例如,学前教育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高于正规教育阶段,而正规教育阶段的投资回报率又高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回报率。这一规律为优化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总体上看,我国在学前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与发达国家尚存有一定的差距,职业教育投资规模和方式需要进一步优化,投资效率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改革人力资本投资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将是促进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可以提高代际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长期的坚实基础。

  最后,发挥好公共财政的引导作用,统筹生育养育支持与人力资本投资,既可以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也有利于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改变公共投资的重点,可以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成本,提升我国整体生育率,实现数量与质量的兼容。生育行为与婴幼儿时期的养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统一,成为提升人口质量应该关注的关键环节,家庭和个人付出的各类成本也是当前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这就需要加大相关领域的改革力度,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包括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将义务教育向学前教育延伸;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将生育、养育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等。因此,推动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转变,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消费水平,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也可以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好的条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崔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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