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制度和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引起对制度文明的进一步反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对人类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莫过于制度文明的贡献。制度文明既可以从工具理性的视角，也可以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考察。我们既可以从工具理性角度看我国的制度优势，也可以从价值理性角度讲清抗疫中制度的价值优势。

　　从人权来看，西方攻击我们封城侵犯人的自由权，这种质疑是基于旧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人权观，是个体主义的人权观。在个体优先还是集体优先、自由优先还是生命健康权利优先这些问题上，西方基于它的人权观有自己的选择。而我们非常明确地把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放在优先位置。在考虑人权主体时，既考虑个体更考虑人际。通过这次疫情大考，我们呈现出不同于西方个体主义的人权观，即人际主义的人权观。

　　从政权来看，西方政权的合法性是民主最终导向自由。但我们既强调民主、协商，也强调集中，民主导向公正是我们的合法性所在。

　　从主权来看，西方攻击我们在抗击疫情当中以主权而不是以国际权为界限，这实际上并非事实。从价值取向来看，我们的政党是具有世界眼光、胸怀人类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但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为人类谋幸福。我们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但我们仍然强调我们的初心包括了为人类谋发展的世界性，我们所倡导的战“疫”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很好地诠释我们在主权和国际权这个问题上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