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是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通过开展社会教育，一方面能够使失学民众识字，学习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群众政治水平，增强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的知识、能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艰苦抗战中，社会教育工作从未间断，对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教育以“服务抗战”为宗旨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革命任务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中共积极调整和改革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以顺应抗战的需要。1937年8月，毛泽东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确立了抗战教育的总方针。社会教育也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认为：社会教育应大力开办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中共中央关于“服务抗战”教育政策的确立，为各抗日根据地将社会教育与抗战结合指明了方向。

　　依据中央的方针政策，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确定了文教事业的基本原则：发挥高度的民族精神，加强抗战力量，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在社会教育方面，扫除文盲，引导民众摆脱“无知识的状态，从而赶上抗战形势的需要”，通过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民族觉悟，逐步推动广大民众自发投身边区的抗战洪流中。即以“服务抗战”为宗旨，从而为开展边区的社会教育提供了依据。

　　社会教育与抗战实践紧密结合

　　“社会教育”一词，是由日文转译过来的，清末时传入我国。它是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列的一种教育形态，以社会各界人士为教育对象，以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为教育内容。在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民族教育、国防教育，也包括科学文化教育、生产教育、移风易俗教育等多项内容，其表现形式有冬学、民众学校、学习站、传习所、“小先生”制、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歌咏队、秧歌队和乡村剧团等。边区社会教育遵循着“服务抗战”的教育宗旨，与抗战实践紧密结合。

　　第一，政治思想教育。例如，边区开展的“公民誓约”运动就属于这种类型，具体内容有十条：不做汉奸顺民；不当敌伪官兵；不参加伪组织维持会；不替敌人汉奸做事；不卖给敌人汉奸货物；不给敌人汉奸粮食；不用汉奸钞票；爱护抗日军队；保守军事资财秘密；服从抗日民主政府。

　　第二，军事常识教育。以1942年编写的识字课本为例，当时敌人经常“扫荡”“清剿”，《坚壁东西》《互助》的课文中写道：“坚壁东西，离村要远，许多东西，不要坚壁在一起。”教育群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树立坚持斗争的信心。

　　第三，生产教育。如在棉花产区，注重改良推广棉纺技术，培养纺织人才，开展纺织工业；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广造纸技术；办草帽训练班、合作社供给合作训练班、贸易学校等短期职业技术教育。凡此种种，皆在于帮助民众加大生产，改善生活，增强抗战力量。

　　第四，配合边区各项抗战工作。如“动员公粮、举行民选、合理负担……无一不是教育”。此外，还将拥军优属、减租减息等中心工作纳入冬学、民校等时事教育中。

　　第五，移风易俗教育。如严打聚众赌博，提倡破除迷信、文明娱乐，再如昔日《麒麟送子》之类的旧时年画已为《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一类的抗日年画所取代。

　　激发民众投身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

　　抗战中，边区群众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其中，在初创时期的1938年，冀中有26个县开办民众学校450所，识字班1597个，学员69826人；北岳区成立民校、识字班2000多处，学员181794人。1939年，边区开展大规模冬学运动，有39万多人参加了冬学。即使是敌人频繁“扫荡”、根据地最为艰苦的1941年，北岳区仍有民校2894个，学员233592人。而在日伪影响较大的游击区甚至敌占区，社教工作仍能开展。

　　社会教育以边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教育对象，遵循“服务抗战”的宗旨，对于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产生了重要作用。

　　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使民众对抗战与国家、个人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在抗战中应负的责任，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对于肃清汉奸言论，揭露日寇的侵略性、残暴性及其欺骗宣传，起到了一定作用，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激发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投身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肯定边区社会教育，这进一步促进了民众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政治上获得了空前进步。因此，有评论认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是一个模范的政治速成学校”。这与边区社会教育的开展是分不开的。

　　研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化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更加自觉地树立文化自信，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之中。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