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研究注重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辨，而社会科学研究则注重实证研究。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研究沿着人文学科的传统，对翻译本身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更多关注基于翻译经验的积累和感悟，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富有人文精神的翻译思想和理论。学界通常把传统的翻译活动视作“一种艺术”。目前，在我国翻译研究中，人文学科取向和社会科学取向并存，并且随着译界对传播现象的聚合式关注，在深入开展翻译本身研究的基础上，开始重点关注受众研究，并进一步走向科学化。翻译传播已经成为诸多学科关注的新领域。

　　翻译传播是众多学科知识的“摆渡者”。近年来，“翻译传播”概念的提出，为诸多学科扩容、赋能、增值和添力。可以说，几乎所有学科都离不开翻译传播这一“助推器”，它已成为不同学科互动的“中转站”。文化（学）翻译、社会（学）翻译、政治（学）翻译、生态（学）翻译、传播（学）翻译、语言（学）翻译等，都是翻译为各个学科带来的新形态学科内容。它们借助不同传播手段，将学科自身的边界不断扩大，助力学科域内衍化和跨域增生，为学科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点和发力点。

　　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看，经由翻译传播拓展的学科知识内容，因其殊异性、传播性、普遍性，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学科领域，甚至形成新的学科，我们可以称之为“中间学科”或“间性学科”。翻译助力不同学科寻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发力点，使之跨学科化，脱离了本土化知识、智慧、智力的窠臼或藩篱。而翻译传播为学科发展赋能，有利于它们突破物理、语言、时空的限制，使不同学科的“跨语言—文化”存在、流传和发展成为可能。

　　翻译传播研究是一种赋能理论，有助于多个学科将自己的能量激发出来。各个学科的理论、知识、思想、智慧等的即时和历时传播，主要依托双语转换翻译手段和跨域流传来完成。各学科的源语文本中存在的体系化知识，借由词语、句子、篇章等语用手段或语法单位来实现物理层面的形态转换，经过目的语受众的理解和接受，最终实现内容、意义和价值在心理层面多元“落地”。经过目的语受众的社会交往活动，源语知识在其“社会—文化”系统中流传、生根、再传，甚至在一定的“语言—文化”环境中以新的面目回归，或再传播到源语文化中去。由此可见，知识的跨领域、跨文化、跨系统的流变、变异、融合、回归、互动等，都离不开翻译传播。

　　翻译传播基于文本，而又让文本走向远方。例如，通过对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传播的长期观察，我们会发现，虽然翻译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的效果，但翻译传播的效果，包括受众（市场）对翻译文本的接受度，又对翻译起着反作用。可以说，受众（市场）是翻译传播的“晴雨表”。翻译市场如此，翻译研究也随之出现“传播转向”，即更多学者将目光投向域外的文本翻译传播。国内学术研讨会的议题设置和翻译论著名称以及各级社科基金项目中“翻译传播”术语的出现频次逐渐增加，就足以说明翻译传播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学科研究关注的新动向。

　　翻译传播研究，是众多学科翻译研究趋于精细化的具体表现。可以说，当前中国的翻译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艺术化”的孤芳自赏和闭合性的学科自洽，而是逐渐跳出纯文本的内容分析和文本比较研究，进一步走向了科学化。

　　（作者系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