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发展数字经济是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到出台《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再到2023年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
党的二十大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近年来，数字中国建设稳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不仅为创造人民群众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本期“强国复兴大家谈”专栏邀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杰出教授盛斌和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教授黄阳华，就数字中国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推进、构筑国家发展和竞争新优势，开展学理探讨。
主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新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世界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如何理解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是党中央顺应发展形势新变化、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部署？
黄阳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2018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切实从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的高度全面理解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近代以来因遭受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晚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导致错失了前几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会。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不懈奋斗，从而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推动者、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领导人民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的潮流，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这是基于“两个大局”建设数字中国必须认知的历史前提。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这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现实前提。
从全球看，历次工业革命能否推进都与大国兴衰密切相关。“数字化”发展是主导未来世界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成为驱动大国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关键因素。各国已经认识到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据要素成为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内容，谁抓住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主导权，谁就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国围绕数字技术制高点、数字产业领导力与数字规则主导权的博弈持续激化。我国建设数字中国，是主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从国内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要以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数字技术具有通用技术的特征，数字要素具有强渗透、广覆盖的优势，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不仅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建设数字中国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
盛斌：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第四次技术革命时代，继物理类、生物类技术创新之后，数字类技术创新是此次技术革命的主体与特征，代表性的前沿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3D打印等，由此带来的数字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并日益改变人类生产与生活、商业与消费模式。国家之间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人才、数字规则等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建设数字中国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深远影响。
黄阳华：我国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性大国，在推动数字化发展方面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一是我国具有完备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创新提供上下游支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潜力巨大。二是我国拥有海量数据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互联网发展水平位居全球前列，可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必要的数据生产与开发支撑。三是我国在数字经济主要应用场景，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优质的数字企业，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工业革命的引领地位。
数字中国建设迈入新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基础不断夯实，网络基础设施覆盖广度深度持续拓展。可以说，数字中国建设蹄疾步稳，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盛斌：事实的确如此。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与经济运行的渗透融合，全球已经进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以新型数字技术为着力点，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消除数字鸿沟，构建数字核心产业与应用产业相互促进、地区之间相互协同的包容性发展格局，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设立专篇对“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党中央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重要部署。数字中国建设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工程与战略。首先是数字基础设施；其次是数字技术创新；再次是数字应用，包括数字产业、产业数字化、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文化、教育数字化、数字生态文明等；最后是数字治理，包括数字安全保障、数字立法、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与中央政府从核心到外延、从基础到提升、从国内到国际不断明确数字中国建设的目标、丰富数字中国建设的内涵、完善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在上述领域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性规划。
黄阳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一是战略引领不断增强。从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以来，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就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作出部署，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全面部署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2023年2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出台进一步表明，数字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趋于完善，战略引领作用将逐步显现。
二是应用场景不断丰富。2017年以来，我国就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5G网络商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发展等进行了部署。相关部门支持建设了一批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开展了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服务型制造示范，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工作，以及开展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等方面工作，对推动数字中国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三是治理体系不断完善。2023年组建国家数据局，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数字经济发展将步入“体系化”推进阶段。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序列中，《上海市数据条例》《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等一批数据条例文件出台，健康有序、开放共享的数据要素市场加速培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条例文件出台，为数字经济健康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盛斌：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数字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数字化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尤其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促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和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重要数据，代表性地反映了其中的建设成效。例如：移动互联网用户增加到14.5亿户；数字经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7%以上；数字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7万多家；90%以上的政务服务实现网上可办。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经济的兴起有着独特的发展优势，得益于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其中，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核心引擎。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有什么区别？
黄阳华：数字经济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的关键，在于数据要素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有诸多独特的技术经济特征，改变了生产和价值创造方式。
一是数据要素具有零成本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零成本地进行复制和传输，实现不同主体、不同场景同时且反复使用。这不仅拓展了生产要素的来源与使用方式，而且推动了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重构了企业组织模式，延伸了产业链条。
二是数据要素具有非消耗性，在收集和使用过程中形成“滚雪球式累积”，有助于提升企业智能决策效率，促进柔性制造、定制化生产等发展，也有助于降低企业匹配过程中搜寻、议价等成本，增加企业创新手段等，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三是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同一组数据可以被多个经济主体使用，同时个体的数据使用难以完全排除他人使用，为多主体、多层次开发数据价值提供了可能。换言之，数据要素串联起数字经济的服务链、产业链、资金链，促进各经济主体关联程度不断提升，催生融合生产模式。
四是数据要素具有外部性，体现在当其他企业使用数据要素时，也会影响主体企业自身的经营效率、生产决策，使得数据要素价值不断积累、放大，形成外部效应，提升数字时代产品、服务质量，推动社会整体福利效用提升。
可见，数据要素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应用、消费等活动，不仅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生产管理水平、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能力，而且涌现出数据要素驱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盛斌：首先，数字技术将大幅度提升经济效率。理论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显著降低搜寻成本、边际成本、运输成本、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从而促进数字贸易的增长。当然，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数字经济也可能提高成本，如平台垄断、价格歧视等。其次，数字技术将全方位创造新赋能，例如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强劳动力市场匹配、创造自主就业、提升教育覆盖度与质量、提高医疗与健康水平等。最后，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共同富裕与包容性发展，例如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通过电商平台与智慧农业促进精准扶贫。
当前，推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格局，已成为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落后地区应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利用数字化驱动生产、服务与治理方式转型，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数字经济所特有的互联网基因能够突破地理空间因素的限制，为跨地区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中西部地区应加强与东部先进数字技术企业合作，在生产侧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优化生产运营流程，积极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在需求侧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匹配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并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新型商业模式拓展市场范围，探索新型服务场景与模式，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黄阳华：世界数字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现代化模式演变乃至人类文明形态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对于各国而言，推动数字化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但是，如何推动数字化发展，建设什么样的数字文明，各国应该立足国情和现代化模式，选择适合自己的数字化发展战略。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数字中国建设又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条件，这表现在：首先，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其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数字中国建设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四化”同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增强文化软实力、支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国家安全体系等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助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数字技术创新必须守好数字安全底线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框架，标志着数字经济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如何理解这个重大的战略性规划？
盛斌：实施数字中国建设体现了党中央鲜明的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两大基础”是数字中国建设的硬条件。数字基础设施包括设备、线路、操作系统、算力等；数据资源体系包括数据管理体制、数据产权制度、数据交易市场、数据资产计价、数据价值分配等。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支撑骨架，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流动血液，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是成功的关键。
“两个环境”是数字中国建设的软条件。优化国内数字化发展环境主要指透明、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包括数字标准、立法、监管，特别是针对数字环境下的国家安全、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加强立法与执法。优化国际数字化发展环境主要指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等方式积极参与数字领域的国际治理体系与规则构建，尤其是跨境数据流动议题的磋商与谈判，同时发挥中国自身的数字技术与电子商务的优势和特点，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两大能力”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保障。数字技术创新体系涉及关键核心技术与产品研发、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产学研深度合作、科技金融投融资等；数字安全屏障包括网络安全、技术安全、数据安全、产业安全等。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与竞争新优势，数字安全屏障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首要前提条件，在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同时必须守好数字安全底线。
黄阳华：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本质上是“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按照该理论，要将重大技术创新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的必要条件，必须在先导产业成长、新的核心要素渗透、基础设施升级、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等四个要件之间形成协同效应。数字中国建设提出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理论上可以理解为通过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促进数字经济时代新的核心要素渗透和基础设施升级，推动“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为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提供支撑。
技术史和产业史研究业已表明，将重大技术进步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通常需要经历从技术到产业再到经济组织的一连串“创造性毁灭”。由数字技术引发的“创造性毁灭”为新兴领域带来大量投资机会，同时可能出现资本“无序扩张”甚至“野蛮生长”，对社会福利和消费权益构成潜在威胁，也对各国的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挑战。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环境，意义在于更好利用数字经济的“创造性”，有效应对其不良的“毁灭”特征。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经济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您认为，应如何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迈上新台阶？
黄阳华：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必须放在实体经济上。我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仍然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换言之，判断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一个重要的标准是我国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赋能”和“倍增”效应显著与否。
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是推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数字化发展。为此，推动建立行业性或全国性工业数据标准和规范，建立统一的工业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制造强国建设战略与国家大数据战略之间的协同，既是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方式。
盛斌：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实现数字效率与数字公平。实现数字效率要以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为基础，以数字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为引领，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存储与计算、物联网、区块链、3D打印等数字前沿产业，促进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赋能传统产业数字转型升级（如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积极发展新型数字服务产业、数字贸易与数字货币，重点推动城市数字化改造升级，大力发展数字文化。
实现数字公平与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的收益分配，例如农业种植养殖与网络营销之间的收益分配、实体制造与数字服务之间的收益分配；二是数字平台、入驻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收益分配，即在“平台+入驻企业”发展模式下平台利润、资本收益（包括佣金、广告费、自营产品、数据信息）与电商、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人员等收益的分摊；三是由算法决定的收益分配，例如算法决定资源、信贷、岗位与机会的分配公平性以及可能对中小微企业或个人形成的经济与社会歧视。
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实践为经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需求。我们应如何加快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黄阳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正引领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当然，数字经济还处于快速发展当中，而且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有大量基础性和前沿性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近年来，许多学界同仁从不同学科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就经济学而言，我个人认为数字经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数据要素。现代经济学理论大厦，建立在对劳动、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之上，形成关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率与成本属性迥异于传统生产要素，这意味着许多习以为常的假说、命题、定律都要进行调整。只有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得到了有效解答，才能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充分的学理支撑。与之密切相关的研究问题，就必然包括数据确权、数据要素定价、数据市场构建等。
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完备的统计核算体系之上，才能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如何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从数据要素到影响数字经济的多层次核算统计体系，对提升数字经济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这也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盛斌：目前，从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需要出发，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亟待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做出创新与回应，特别是数字技术革命如何改写经济学基本理论，例如对成本、消费、增长、竞争、创新、福利的影响。从政策研究的视角看，要加强产业组织理论的相关研究，开展对数字平台反垄断、竞争政策等规制治理问题的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是数据，特别是大数据。因此，数据如何有效获取与处理、如何确权、如何定价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