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故宫博物院时任院长郑欣淼先生在南京博物院建院70周年庆祝大会上首次提出“故宫学”概念，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20年来，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在此领域作了大量的学术耕耘，推出了诸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从历史学和文化学等角度有力推进了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2023年6月2日，恰逢故宫学概念提出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发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语境下，故宫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面临着新的重大历史契机和文化使命。

　　独立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首先，故宫学研究的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力阐释。时至今日，故宫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故宫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明清宫廷史、故宫文物以及故宫博物院史等，具备整体性、综合性、实践性、跨学科性、国际性等特点，是不断开放、面向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科。从学科建设发展角度而言，故宫学是继敦煌学之后我国又一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地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其所关涉的学术命题并不限于故宫和故宫文物本身，而是包括明清时期乃至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和政权运作、经济制度与体系、文化氛围与理念等内容，对于研究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其次，故宫学的建立和发展还承担了另外一个重要使命，即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中担负着特殊的任务。在近现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大多数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标识性概念、核心范畴、关键话语以及基本命题等都存在深刻的西方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烙印。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从习近平总书记到广大学者，都意识到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论述，并且号召从事科研的专家学者要把自己的学术立足于创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因此，我们必须把中国自己的学术变成我们自己学术中心场的主角，历史任务正落在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学者身上。如何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历史与实践中总结提炼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知识、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故宫学研究依托于传统中国历史，已经从对器物的研究延伸为对文化的研究，甚至上升到一种高度的文明研究层面和语境中，成为新时代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缩影”。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故宫学从其学科的研究对象、边界、基本命题、基本方法、标志性概念、范畴、范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都历史性地带有中国自主的学术意味。目前，故宫学不仅成为故宫博物院“学术故宫”治院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深圳大学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品牌。

　　再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故宫博物院、深圳大学联合主办的2023年故宫学年会的主题是“明清物质文明与政治文化”，这是一个研究问题聚焦、观察角度具体、思考领域宽泛的学术前沿问题，不仅包含对具体器物、制度、礼仪的研究，还涉及明清政治运作与国家形态呈现等宏大主题。具体来看，该主题可从三个层面或角度来理解。第一，从“物质性”的角度深入故宫学研究，可以拓展我们对“物”属性的基础性理解。融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学、博物馆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可以深化对故宫以及与之相关的“物”的研究。对“物”基本属性的全面把握，是我们进一步开展故宫学研究的基础。第二，“物”是“活物”，是明清乃至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故宫以及与之相关的“物”，不仅是明清而且是更广历史时期的产物。近年来兴起的物质文化史研究，通过对物“生命历程”的考察，注意到其背后折射的社会多重面向。比如，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过程，其实与社会关系、文化体系密不可分。皇宫是皇帝居住和皇权实践的场所，在故宫学的背景下，故宫以及与之相关的“物”同当时的政治文化之间关系尤为密切。阐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推进对明清乃至古代中国政治运作过程以及国家体制形态的相关学术研究。第三，在物质文明与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尤其需要关注到“人”和“事”。“物”由人创造和使用，在具体的政事处理等过程中反映出独特的政治文化。这里的“人”不仅包括皇帝，还包括宫廷内外各色人群，事务也不限于政务，日常生活等也须被纳入研究视野中。在研究中，将“人”和“事”置于突出地位，可以让故宫学研究真正“活起来”。

　　从三个方面推进故宫学发展 

　　故宫学历经20年发展，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同时又面临着不少挑战。为进一步推进故宫学的长足稳定发展，笔者认为还可以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耕耘。

　　第一，要更加自觉地将故宫学研究置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加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是中华民族立足世界、面向未来所拥有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文明的概括总结体现了深厚的学术性和高度的政治性，学界同仁要深入领悟。故宫学作为特色鲜明、视野开阔、理论扎实的新型综合性学科，应该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在拓展故宫学内涵外延的同时，准确把握故宫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定位，继续深入探讨故宫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建构、阐释相关的理论体系。一门新型综合性学科的培育、发展与成熟，必然要走不断自我超越、自我革新的道路，否则就丧失了学术研究的最可贵品质。在这方面，郑欣淼先生身体力行，一直走在不断反思、不断前进的学术道路上，所著《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正是其可贵学术品质的最新写照。

　　第三，进一步提升故宫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吸引和邀请国际上更多高校和文博单位参与相关领域和主题研究，以形成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故宫学研究已经在国内取得了巨大影响，全国上百所高校的数百名学者多次参与故宫学年会和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便是明证。目前，国际上也有其他国家，如法、德等国的优秀学者加入故宫学研究的队伍中。但是，一个具有显著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学科还需要获得国际上更多的优秀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在这方面，我们仍任重而道远。

　　可以断定的是，在我国未来的历史研究和文化实践中，自觉树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识并外化为学术或文化实践，必将成为广大学者的重要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和语境下，故宫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将获得更加明确的指导方向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语境下，故宫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面临着新的重大历史契机和文化使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