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文中的“文明”一词，来源于拉丁词根“civi-”或“civ-”，在16世纪的欧洲特指贵族高雅行为，其后意涵有所延伸，指一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状态。以“文明史”为题的历史学著述始自18世纪。弗格森在其《文明社会史论》中将“文明”作为一个抽象概念，与“野蛮”相对。1828—1830年，基佐在索邦大学作有关欧洲文明史与法国文明史的学术演讲之时，其所指代的“文明”具有更加明确的道德价值判断。此后，“文明”作为一种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指标被西方学术界迅速接受，并开启了编纂各类文明史的潮流。其中既有以“欧洲”命名的文明史，又包括欧洲范围内诸国别的文明史，其总体用意则在彰显欧洲（主要指西欧）文明的优越性。
西方学者关于欧洲文明史编纂的自信与偏颇
“文明”一词在18—19世纪欧洲的传播和应用，得益于当时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正身处一个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西欧诸国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生产方式得到极大改进，加之商业与工业的相互促进，西欧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取得了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地位。基于此种社会现实之上的文明史编纂，旨在解释西欧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并催生了一种线性进步史观；而西欧国家间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竞争，又让此类编纂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尤以基佐的《欧洲文明史》（1828年）、《法国文明史》（1829—1832年）和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1857—1861年）最具代表性。
基佐认为，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自身的发展。他在其文明史著述中着重从社会的角度来展示文明，突出强调了近代欧洲文明所具有的“一种真实而巨大的优越性”。他认为支配埃及、印度文明的神权政治原则和支配小亚细亚、叙利亚滨海、爱奥尼亚、腓尼基等地的武力原则，甚至希腊和罗马文明的社会原则都普遍具有一种单一性。这种特性导致社会容易陷入停滞状态。而近代欧洲文明就完全不是这样。在政治方面，近代欧洲给了人们一切政体、一切社会组织实验的样本，包括君主政治政体、神权政治政体、共和政体和贵族政治政体。在文学方面，近代欧洲的思想感情具有相当的深度，“人类的灵魂在更多方面被更深地改变了”。
在肯定欧洲文明具有“既不狭隘排外，也不停滞不动”的优越性基础上，他又特别强调法国在17、18世纪的欧洲居于优势地位。英国和西班牙作为当时法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基佐进行比较的对象。他虽然承认英国在获得自由方面具有优势，但认为欧洲大陆的君主制和封建贵族统治（政治实验）比英国更大胆，更开阔，结果便是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达到了更高的程度。他进而相信“两地文明的不同发展与这一结果有很大关系”。此外，纯君主制、绝对的权力原则虽然先前在西班牙已居于统治地位，但基佐指出，这一原则后来在法国路易十四期间又有所发展。同样地，自由探索先在17世纪的英国盛极一时，后又在法国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借道法国才得以扩展，这使得法国文明具有传布性的特色。
在基佐出版其文明史著述二十多年后，巴克尔也以文明史为主题出版了其多卷本《英国文明史》。与基佐对欧洲文明的自信如出一辙，巴克尔将文明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欧洲文明，特点是自然服属于人；二为非欧洲文明，特点是人服属于自然。他进而得出结论，即“只有在欧洲，我们能研究其真正文明的勃兴，以及人类思想之所以克服自然的力量”。如果说基佐的自信心主要基于政治与文化的话，那么巴克尔的自信心则主要基于英国的科学成就以及工业革命后大幅提升的生产制造能力。
似乎是在有意与基佐展开论辩，巴克尔指出，英国在最近三个世纪取得了比其他国家更为持久的成功，因此，人类文明发展的巅峰在英国。为了证明英国文明的优越性，巴克尔重点比较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情形。他指出，法国不但采用了英国的许多政治制度，而且法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都受了英国不少影响。最显著的例子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些鼓动人民反抗政府的伟大人物正是在英国学得了许多哲学理论后回国，方才产生了影响巨大的结果。至于天主教会在国家发展中的阻碍作用，巴克尔认为可以“参照一下西班牙史，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那些宗教阶级文过饰非的保守性的结果”。由此可见，19世纪在西欧兴起的文明史编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彰显欧洲文明优越性、突出本国文明至高性的工具。
中国学者的欧洲文明史编纂成就与不足
在那一时期欧美学者的著述中，“文明”意味着发达与强大。日本学者在19世纪中叶之后也热衷于译介和编纂各类“西洋文明史”。20世纪初，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学人开始大力译介来自日本的“文明史”书籍，这些活动皆带有摆脱落后、追求强盛的意蕴。较早传入中国的与欧洲文明史主题有关的著作是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以及家永丰吉的《西洋文明史之沿革》等。“文明史体”这一新史体正式进入中文学术界。其后，又有大量欧美学者的文明史著述被译介到中国。
但是，长期以来从中国人角度撰写的世界文明史著作仍属凤毛麟角。张国仁于1932年出版了《世界文化史大纲》，刘文明认为该书可能是国内第一部世界文明史著作。从内容来看，该书在涵盖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思想文化史基础上，以较大篇幅论述了中国自唐以来的学术思想流变，并从帝国主义侵略视角叙述了英法等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不同于欧美文明史著述中惯有的那种线性进步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以“文明史”为题的著述大幅增加，一度出现“世界文明史”编纂的高潮，如郭圣铭的《世界文明史纲要》（1989年、2013年），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2004年、2005年、2016年）等，展现出从唯物史观和世界眼光观察文明史的境界。而以“欧洲文明”为题的著述亦呈方兴未艾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陈乐民、周弘合著的《欧洲文明的进程》（2003年、2014年）。该书从文明史的视角对欧洲历史进程予以长时段考察，抓住近代欧洲政治文化的特征、思想解放、社会革命、商业与工业化等核心问题，深入探讨了欧洲文明的特殊成因与内涵。围绕欧洲文明的特性问题，侯建新在《中世纪与欧洲文明元规则》（2020年）中系统阐释了中世纪中期欧洲文明确立的“元规则”，即财产权利、同意权利、程序权利、自卫权利和生命权利，并认为这些规则系统深刻影响了欧洲社会走向。沈福伟的《中国与欧洲文明》（2018年）则从互动角度讨论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此外，欧洲范围内的国别文明史研究也取得新进展，如中英学者共同主编的《英国文明史·总论》（2022年）等。总之，近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欧洲文明议题的讨论呈现出逐渐深入、视角多样和内容细化的趋势。
与此同时，已有的欧洲文明史著述也存在一些需要廓清和继续探究的问题。首先，如何理解文明史与通史的关系。就目前诸多世界文明史著作而言，仍然具有比较鲜明的通史或教科书编纂特色。正如《世界文明史纲要》作者所言，该书是历年来在大专院校历史系授课讲义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采用了西方学者以整体观点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具有通史性质。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是从编写世界通史的目的出发，以文明为单位书写完成的。由于“文明史”本身并没有发展出一套自足的研究范式，因此，文明史大抵是作为通史写作的一种主要方式而存在的，尚且不能将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理解。其次，如何理解文明与文化的关系。自20世纪初“文明史”著作被译介以来，关于“civilization”的译法就长期混淆不清。如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虽在早期被译为“文明史”，但在1936年胡肇椿译本中又被译为《英国文化史》。及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理解的“文明史”多是在叙述“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以外，加入更多宗教、医学、文学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史内容。而在新近出版的一些文明史著述中，亦有将“思想文化”作为文明史叙述主线的写法。最后，对区域文明的叙述重心不均衡。如“欧洲文明”谈论的大多是西欧文明，“英国文明”也常常以英格兰为中心。因此，在何种语境和角度下理解“文明”，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议题。
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角编纂欧洲文明史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换句话说，实践影响着人们对文明的理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动力源泉，生产关系规定了人类文明的内在秩序，生产方式是衡量文明发展的根本尺度。作为一种形态的文明，既不同于基佐等学者关注的社会与个人发展，也有别于以汤因比为代表的“文明史观”下的文明类型，而是要将文化传统与社会形态予以有机统一。因此，从文明形态角度理解的欧洲文明史，需要具备构成欧洲诸民族或国家文化血脉和孕育民族或国家文化基因的要素，以及决定欧洲文明传播和交流的基本方式；同时，也要对欧洲历史上的物质生产方式演变予以足够重视，因为它决定了欧洲文明的转型与发展，是判断文明形态“新”与“旧”的内在依据。所以，结合了文化传统与社会形态的文明形态或可成为论述欧洲历史进程的主干。
此外，作为一种形态的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包括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可以说大大扩展了观察欧洲历史进程的视角，而学术界多年来取得的新成就亦可对一种融合性论述予以支撑。譬如，物质文明维度下的人类生产方式在近代欧洲取得了质的飞跃，欧洲人借助资本的无限扩张活力，使社会生产力跃升为社会化生产力，从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同时也使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触及多种社会史探究的话题。此外，新文化史重点关注的大时代社会下层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可成为衡量文明形态转型程度与范围的重要资料。而生产方式转变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亦早已成为史学家关注的焦点。所以，这种多文明面向或可成为论述欧洲历史进程的主题。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指出，“一国的文明史，如果论述精当，可以成为促进文明发展的手段”。对于为他者书写文明史的中国世界史学者来说，应继续沿着前辈学者开辟的对欧洲文明特性的探寻道路，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角，着重分析欧洲特殊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关系和政治环境所带来的现代化特性，破解“欧洲奇迹”，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有益的参照，更好发挥新时代欧洲文明史编纂的学术价值和时代价值。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