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近年来在西方声名鹊起，广受媒体推崇，被列入大学课堂的阅读书单。按哈佛大学德莫罗西（David Damrosch）教授的说法，论者认为刘慈欣的作品通过翻译、出版、传播和阅读，已经超越本土文化的边界，步入了世界文化圈和读者群，登上了欧美大学的文学课堂和学术论坛，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而建立经典就是培养一种对于世界文学的阅读方式，一种超越我们自身所处时空的普遍的领略方式。法国学者卡萨诺娃（Pascale Casanova）认为，世界文学旨在构建一个独立自主的文学共和国，具备四海皆准的文学审美标准。就此看来，刘慈欣的作品与世界接轨，在科幻范式和流派上臻至公认的文学和审美标准，可与科幻巨擘阿西莫夫相提并论。还有评论说，刘慈欣达到了莎士比亚或世界文学杰作的水平，且出现在巴拉克·奥巴马阅读书单中。

　　这些流行的世界文学观点假设“世界是平的”，把世界描绘成贸易公平、物流自由、文化交流的一马平川。这是一个迷思。我认为刘慈欣的荣誉并不能说明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人人共享的世界文学，而仅是获得了进入西方文化俱乐部的门票。主导的世界文学观念想象着存在一个超越、囊括世界的主体，这一主体周游列国，可以轻松自如地超越性别、种族、国家、阶级和地域的界限，游刃有余地在琳琅满目的文学菜肴里挑肥拣瘦，仿佛在中西合璧的大型自助餐厅满足口腹之好。欧美大学的文学教学把亚非拉边缘文学作品加进畅销书单和课堂，看来宽容开放，学生虽然有机会浏览琳琅满目的异地文学，但犹如游客周游名胜，并不一定能开启心智、引发批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课堂教学好像很开放，但往往巩固了西方中心的世界观。

　　“批判性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

　　歌德和马克思对世界文学也抱有“世界是平的”的乐观。他们认为资本扩张、全球贸易、商品流通，可以引领世界文学超越地缘、民族及国家界限成为世界公产。马克思认为，在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和市场的扩张，在掠夺边远地区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同时，引发了世界文学的愿景：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共产党宣言》）

　　但是，过往殖民时代的不平等格局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各国的竞争与对峙、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带之间统治和依附的结构仍然在持续。在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的格局中，强势国家从边缘地区攫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剥夺劳动力、挤压经济，同时掠夺它们的生物资源和大自然的馈赠，将其转化为资本商品。真正的世界文学应该是各国人民可以共享的，互利互惠，美美与共，但不能忘记的是资本霸权和文化企业对何种文学是否可列入世界文学殿堂的内在操控。

　　美国学者莫雷蒂（Franco Moretti）认为，资本世界的表面整合掩盖了极端的结构不平等，其核心和外围地区联系日益紧密，但支配和依附关系也日益加剧。这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必然会反映到文化上。针对流行的观点，莫雷蒂认为，世界文学既不能仅被视为一系列经典杰作，也远不是一种阅读方式，而应将其置放在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的整体格局中考察。包容更多数量和种类的非西方文本、通过阅读更多的异乡异地文本是无法达到世界文学的目标的，必须用不同的思考框架来思考世界文学。他认为思考不是探究“事物”之间实际的相互关系，而是“问题”之间概念性的相互关系。世界文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在现象和过程，研究者不应只描写文学发展、交流的现状。世界文学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一个需要新的批评方法去探讨的课题项目。

　　把世界文学当作一个要探讨的问题，就是要分析、质疑和批判不平等的世界现实，我称之为“批判性的世界文学”。“批判性的世界文学”当然需要交流、翻译、教学、建立经典，但其批判的意义和力度在于揭露文学商品化、景观化、程式化背后所掩盖的残酷的支配和奴役现实，即资本积累剥夺劳动力、攫取自然资源、破坏社群和经济的现实。

　　作为世界文学突破口的生态文学

　　生态批评是“批判性的世界文学”的前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其实来源于生态概念，着眼于劳动、人类生存与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 （metabolism）。西文Eco（生态）的词源是古希腊的oikos，意思是持家理财，维持生态。现代词economy（经济）也含有此意，表示人类的生计管理、资源生产和调配。经济活动通过索取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物种生存的需要，生态批评探讨和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互惠、交流，两者可谓一枚硬币的两面。合理的经济行为，旨在调配和驾驭人与自然的关系，避免过度索取和浪费，遵循新陈代谢、循环往复的有机生态链。生态法则就是力图维持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的平衡点。

　　但是，三个世纪以来，资本的积累和扩张酿成新陈代谢的断裂（metabolic rift），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在养分、能源和物资上的有机循环代谢。先是农业的工业化破坏了土地再生资源和传统自然经济。此后大都市变成了工业生产的中心，农村凋敝。在20世纪以降的世界经济地理中，北方都市成为资本金融的中心，南方成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这种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一旦失去中心和边缘、北方和南方的支配与隶属关系，资本主义体系顷刻就会陷入经济危机。从生态角度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分明已经暴露出其是一个灾难性的生态体系——一个不断加剧生产与自然之间的断裂，无止境地攫取自然资源和劳动剩余价值的毁灭性的政治生态体系（political ecology）。

　　如果世界文学真正有世界性，那就要直视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关系、南方和北方的鸿沟。世界文学应该批判历史上殖民主义资本扩张将边缘地区纳入其体系，破坏边缘殖民地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历史现实。今天，新自由主义和市场膜拜继承了过往殖民主义的衣钵。因此，生态文学可以成为一种“批判性的世界文学”，揭露、批评资本主义体系异化自然、异化劳动的恶果。

　　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论的质疑

　　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论的质疑是批判世界文学的一个突破点。流行的世界文学概念依赖的是思想传承以及悠久的西方自由主义人文传统（liberal humanism）。这个传统着重描述现代的启蒙主体，崇尚个人的独立自主和成长模式，在艺术上崇尚独创想象和真情的抒发。人文主义普遍被视为现代性和文化革命的旗帜，其与过去的神权世界观和封建宗法秩序决裂，在全球化时代又被提升为跨文化、跨国界的普遍想象和诉求。

　　但是，生态批评与“人类中心主义”针锋相对，力图揭示资本积累逻辑下蜕变的自由人文主义所包藏的狭隘偏见、傲慢和霸权、欧洲中心论和放大的民族国家论。西方小说凝聚着人文谱系之精华，以个人成长为叙述重心。典型的小说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小说叙述完全嵌入早期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社会氛围内，描述那个时代的氛围、阶级和性别状况，呈现出大英帝国的政治和风土人情。现代小说中的个体自我形象往往被渲染成具有普遍性的个体形象，但其实这些个体远远没有资格成为世界公民。因为，人文主义的自我仍然囿于本乡本土的传统和狭隘的价值体系，而那些脍炙人口的“启蒙”“自由”的主体人设，往往将外国人和妇女视为异类，将人类之外的生物和自然视为可以肆意攫取、盈利的资源。

　　殖民历史显示，人文主义的个体并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这种个体虽然放眼世界，漫游四海，但其实是个冒险家、异地探险家、经纪人、贸易商人、风险投资者。驱动他的世界之旅的是资本财团的利益和扩张，常常还需要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来为其保驾护航。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是自由主义个体的推手和后盾。这些漫游者的足迹遍布天涯海角，掠取当地的自然和人力资源。

　　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也不愿意超越其固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现今世界远不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把中心外的地区和资源圈入私有的小院高墙，对某些人开放，对大多数人关闭。资本全球扩张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上，由资本金融中心统治、支配边缘地带。强势国家从边缘弱势国家和地区攫取自然资源，剥夺劳动力，在经济剥削之外还破坏了当地历史悠久的自然经济和社群传统文化。这就引出了“生态殖民主义”的议题。陈楸帆的《荒潮》描写了生态殖民主义在亚洲、非洲欠发展的边缘地带，用暴力和入侵的手法攫取自然资源，掠夺劳动力，控制原油和矿产，倾倒毒性污染物，破坏环境和剽窃生物基因。这一切造成了一个撕裂和不平等的世界。

　　世界文学要有真正的世界性，必须打破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批评人文主义谱系中的西方中心论。因此，生态批评可以成为世界文学的突破口。生态批评涵盖的时空超越人类和地球历史，上穷碧落下黄泉，涉及的问题是全球人类急切需要应对的气候变化和生存危机。生态视角深入地球万物万类，重视人与生物系统同呼吸共命运的关联。气候、空气、植物、山川及生灵万类，是生态文学的浩渺无际的底色和语境。相比之下，人文主义的视角就很狭隘。天地万物只有在人的功利、发展的视野中才有意义，自然环境不过是社会环境和文明发展的背景。生态论述反其道而行之，其不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和社会生活仅仅是文明自身的进化、纯粹的社会存在、政治的产物。这些人文框架在生态视野中，只不过是天演中的沧海一粟，进化恒河沙数中的一粒。

　　当下，生态和气候变迁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困境。批评科技霸权，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消费造成的环境恶化、社会撕裂、贫富差距、生存焦虑，这些都是“批判性世界文学”的主阵地。陈楸帆的《荒潮》描述了贫国与富国之间的垃圾斗争，他收到了来自泰国、南非、印度和美国读者的反馈，说读了他的小说能理解自身的复杂处境，跟远隔重洋的陌生人产生共鸣，乃至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这是“批判性的世界文学”的好例子。

　　“批判性的世界文学”要阐发另类的想象和愿景，在实践中创造新型的空间、新的社会、国际关系和主体性。世界不是可以一次性圆满界定的空间和时间，而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实践的过程，不断切磋、互动、创造的工程。虽然各种文化和传统在流通中都有机会发言，但具有批评锐气的作品应揭示资本主导的世界的弊端和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去想象和塑造另一个世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先要争取话语权。为了争取话语权，不仅要弘扬在地文化、与世界接轨，更为重要的是要考察本土文化历史，发掘内在动力，想象和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更为开放多元的世界。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