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以来，全球社会就开始步入社会秩序重建阶段，直接的社会风险正在向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转变。尤其是随着全球化、个体化趋势的增强以及社会流动的加快，现代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累积，并存在随时向风险转变的可能。可以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所有的知识乃至人的生存状态都建立在流沙之上，没有任何固定、可参考、可预测的框架。每一个试图去寻求确定位置的行动，似乎都可能适得其反，甚至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焦虑和恐惧之中。
随着各种流动性因素的增强，当前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程度正在日益累积。从个体到群体、从作为主体的人到客观存在的社会环境，都无一例外。一方面，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扩张难以避免地对人性造成冲击，个体的内在心理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与此同时，个体化趋势下个体逐渐从群体中挣脱，作为重要的行动者角色登上现代社会舞台。个体不确定性程度空前增加的同时，其行动力与影响力也远超出了传统社会。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整体流动性与个体化趋势同构，在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思想观念解放等多方力量的推动下，传统社会的静态格局被颠覆，不仅空间地理意义上的人口流动速率不断加快，社会意义上的阶层流动也日益频繁。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在网络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虚拟世界，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时空区隔，实现了社会交往方式甚至生产方式的脱域，这也直接将现代社会彻底推向了流动性社会。其结果是在现代社会个体不确定性程度快速增强的同时，客观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也与日俱增，并且两者相互交织，不确定性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表征之一。
对于发展的不确定性，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认知的不确定性，这是指由于知识的缺乏或不完善所造成的不确定性，比如知识、数据和技术的普遍缺乏或不足导致识别和确定因果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二是可变性或者偶然性带来的不确定性，这是指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固有变异性而造成的不确定性，比如行为的多样性、自然的随机性等。这两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基本描述了不确定性的本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造成不确定性的原因。有学者从两个维度提出了衡量不确定性的标准：一是水平，即不确定性的规模、程度；二是位置，即不确定性的具体表现。社会学语境中的“不确定性”概念主要是作为“确定性”的对立面而提出，确定性代表着事物发展相对确定和稳定的一面，而不确定性则代表着事物发展变动不居、不易控制的一面。所以在社会学的研究视域中，确定性通常以社会稳定、社会秩序等形式呈现，而不确定性则与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范畴紧密相关。如果说社会秩序所代表的确定性是传统静态社会的主要特征，那么不确定性则是现代流动性社会的重要表征。
毫无疑问，发展的不确定性给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多半是一种“确定性”的研究范式，习惯于将社会世界切割成相互独立的研究区域，通过学科边界的建构来划定各类社会学分支学科。由于过于强调专业性和学科自身的独特性，社会学分工逐步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其在研究方面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不断碎片化、微观化，最终导致社会学越来越缺乏对宏观社会现象的追述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能力。此外，传统社会学研究的开展多是从“确定性”出发，再回归“确定性”，以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与良性运作。这种研究范式虽然对不确定性的范畴也有所关注，但更多是站在相对确定的立场上去解剖、消解不确定性。长期以来社会学对各种规则、边界和确定性的寻求，使得社会学在分析和探讨相对确定性现象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随着各种流动性元素的增加、各种边界的模糊化以及不确定性现象的增多，传统社会学的“确定性”的研究范式已难以适应不确定性研究的需要。
今天，传统社会的静态结构被打破，确定性也越来越难以捕捉。不仅学科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社会学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边界也正在消融，一种着眼于发展的不确定性研究的不确定性社会学的构建实属必要，它不仅是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实的理论回应，也是对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一种更新，其核心议题是如何在不确定性发展中来把握相对的确定性。不确定性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对于不确定性社会学的建构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也直接决定着不确定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范式以及研究特征。具体而言，现阶段不确定性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人类知识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2）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3）诸如亲密关系、劳动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4）个体发展与人生际遇的不确定性；（5）社会身份与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
那么，如何在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美国哲学家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认为人们寻求确定性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与四周决定他命运的各种力量进行和解，把自己交给一种外在的神秘的力量。另一条是努力发展科学和技术、哲学与艺术。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人类社会似乎从未真正成功过，对确定性的寻求实际上成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行动。但这种行动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寻求“确定性”的目的不是要去预测和规划事件或行动是否如期发生，而在于它是否能有利于人们将自己的行动调整到符合自身发展的轨道上来。所以，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是我们积极响应未来的一种发展途径和自主选择，它旨在为人们调整自身的社会行为提供发展指南。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曾经说过，发展的不确定性的根本困境在于“社会系统矛盾的个人传记式解决”，由此他反对个体单凭一己之力来承担和解决社会系统造成的困惑和痛苦。的确，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事先规划好人生的发展轨迹，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甚至连近期的努力方向都没有办法事先确定。但是，生活无常才是恒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正是我们未来希望的最大来源。因此，当意识到这个世界总是时时刻刻面临着各种发展的不确定性时，我们不是要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或者随波逐流，而是要学会接纳、适应和奋斗，用社会学的眼光和想象力，学会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去寻找确定性，拥抱永远不会逝去的未来。
因此，笔者认为，从不确定性思维和价值观开始，以“制度创设”和“集体行动”为基础，构建一种“共同体”的社会建制，用“弹性治理”的方式来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应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的社会选择。而对于生活在这个不确定世界的个体而言，与其担忧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还不如积极应对，勇敢地去寻找生活中的确定性。这种对确定性的寻找，既是未来生活希望之所在，也是作为主体的我们自主选择的一种结果，更是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来源。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