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悠久的社会学研究分支，城市社会学已经走过了约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从19世纪晚期的研究者（如查尔斯·布斯、费迪南·滕尼斯、格奥尔格·齐美尔、马克斯·韦伯）到20世纪初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领域，即城市环境下的社会行为。由此，城市社会学进一步演化出城市空间分异、城市意象、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城市区域发展等更细的主题。那么，这样一门已经高度成熟的学科还会有怎样的发展呢？

　　城乡关系决定各自发展模式

　　应该说，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始终与城市的发展互为表里。城市研究者是他们所处时代的观察者，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探究城市环境变化对人们的影响，并试着解释各种困扰城市的问题。布斯的伦敦贫民研究反映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积累下来的城市贫困问题；滕尼斯的社区思想是对城市化时代逝去的乡村生活唱响的挽歌；而齐美尔充分展示了城市化对人类精神的影响；至于芝加哥学派在城市的水泥丛林里展开的各种调查，则是美国城市在“进步时代”高速扩张的注脚。到了后工业时期，哈维关注资本在经营城市过程中的新循环形式，而卡斯特尔用他气势磅礴的“网络时代三部曲”阐述了信息化城市、网络城市等新兴的城市化现象。同样，追问城市社会学下一步的发展，肯定也得结合当下的城市状况。

　　几千年的城市演化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背景，就是城乡关系。深层次来说，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发展模式。早期城市的雏形是大型的村庄或者聚居地，自然也是部落酋长或者部落联盟首领的驻地。当这些地点扩大为城市之后，管理者把城市作为统治据点是顺理成章之事。可以说，从上古时期开始，城市就行使着“治理社会”的职能。这里是在广义上使用“治理”一词，即无论是政治城市、商业城市还是军事要塞城市，概莫能外，只不过各自采用的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而城市治理的对象当然就是城市周围的农村，即采用各种手段从农村汲取食物和原材料等资源，农村也在此过程中获得各种手工产品。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时代，城市和农村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它们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之下发展，城市依靠贡赋、商贸、文化和手工业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农村则靠土地、耕作和自然环境来维系生存。但这种对立也是一种相互依存，因为城市还远远没有达到绝对宰制社会的程度，至少还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生活在乡村的事实。

　　工业时代的来临不只是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城乡关系。经过乡村城市化的早期工业化阶段，城市最终成为工业化的领头羊。工业化后期的城市具备了超强的生产能力，从农村大量吸取各种资源，从区域发展中心变成了增长极。城市化现象既是城市的扩张过程，也是农村脱胎换骨的转变过程，农村从简单的被治理对象转化成城市的产业伙伴，城乡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了共同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了城乡融合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其基本表现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城乡融合促城乡研究一体化

　　在城乡融合的状态下，农村村民即使还在农村生活，其生活硬件和软件也在按照城市的标准发生改变。比如，城市市民常用的家用电器、数码设备，甚至汽车这种大型高价用品也在农村得到普及；农村的新建住房在外观、装修和审美上也越来越接近城市住房，甚至完全一致；村镇建设不断强调统一规划，随之出现公共环卫、停车、街道管理等传统农村较为薄弱甚至匮乏的公共服务；电子商务、网络社交、网上娱乐等行为模式在农村普遍化，使村民能以快捷无缝的方式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而这种客观状况至少给当前城市研究者提出了城市研究与农村研究的一体化主题。

　　传统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城市是与农村明确区别开的，由此也产生了城市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的分野。在城乡差别明显的时代，由于城市和农村两种聚落泾渭分明，各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现象和发展规律，这种区分是合理的。但在城乡融合的时代（至少在已经出现城乡融合的区域），在城乡融合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城乡差别的缩小甚至消失使城市研究与农村研究的合流成为必然趋势。

　　例如，要研究城市中的流动人口，这些人口流出的家乡农村的状况是一个必须纳入的变量；要研究农村的留守儿童，不考虑他们外出父母在城市里的经济状况及工作方式，肯定也是不得要领的；要研究某个区域乡村旅游的开展现状和前景，多半也不可能脱离周边城市的交通条件和客源构成这些关键的影响因素；要研究城市的扩张和郊区化，融合周边村镇也是必须考虑的主题。

　　城乡研究一体化要求摆脱在学术上把城市和农村刻意割裂开的思路，从城乡融合、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研究城市问题时纳入相关农村要素，研究农村问题时纳入相关城市要素。形成一种“广义”的城市研究范式，即城市研究不再局限于狭义的城区范围，而是扩展到“城市影响”下的区域，以一种更为整体和全局的眼光来看待当下的城市。

　　探索城市社会学新发展方向

　　城乡融合其实是城市化高度发展的结果，基本表现就是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率甚至达到百分之八九十（比如2017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已在93%左右）。对于这些高度城市化的地区而言，城乡融合把它们带入了后城市化时代。但城乡融合也是一个辩证演进的过程，在把城市文明引入农村，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例如，假如城市化率达到100%，社会将是什么状态？也就是说，城市化率到了100%这个终点之后，人类聚落是不是只会剩下城市一种形态？是不是意味着农村永远消失？即使城市化率不可能达到100%，但在高城市化率的情况下，农村是会萎缩到需要人为干预防止消亡的程度，还是会有自我发展的新机会新手段？

　　除了农村面临的衰落前景，城市当中也有分化。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受益最多的是大中城市，小城镇整体上处于劣势（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比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表明，美国小城市的经济抗压能力明显不如大城市，小城市在就业人口增长率、个人收入增长率、劳动参与率、经济产出等指标上被大城市全面压倒。随之引发的思考就是：大城市赢家通吃的趋势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小城市如何寻求发展之路。

　　以上提及的现象，在世界各地已经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给城市社会学打开了新的发展渠道。在城乡融合时代，随着城乡差别的逐步淡化，即使农村仍然存留，但也许城乡关系将不再居于城市研究的核心位置，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与结构会成为城市研究的重心所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将变得比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更为重要；大、中、小城市之间分工协作的意义会超过城乡分工的意义；大、中、小城市之间对人口、资金、技术的竞争会成为今后很长时期内的普遍现象。“城市性”对社会成员的影响会达到新的高度和广度，而在整个社会普遍城市化的情况下，“乡土性”会以何种方式延续，也是无可回避的问题。

　　总之，城乡融合时代的来临不只是城市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更是对全社会工作与生活方式的改造，对市民和村民空间意识的重构。这是人类聚落几千年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转折，对此做出回应是城市社会学的新任务，也是学科转型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