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为了回应和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一些学者将社会质量理论引入中国，应用于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社会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中。

　　社会质量理论起源于欧洲，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社会发展危机密切相关。社会质量理论主张建立一个以社会正义、社会团结等理念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关注民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社会经济共同体中，并拥有提升自身福利的空间和潜能。社会质量的高低由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条件性因素来衡量，涉及18个领域95个指标，以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活动提供操作性标准。

　　社会质量理论于2006—2008年引入亚洲，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学者聚焦本土实际问题，重新定义了亚洲社会环境下的社会质量内涵，对部分指标进行修正，开展了一系列欧亚社会质量的比较研究。中国国内公认的最早相关文献是2006年杨团、关信平主编的《当代社会政策研究》一书，该书收录了欧洲学者发表的《21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抑或社会质量？》。随着中国政府对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视，社会质量理论经由林卡、张海东等人引进后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国内学者在借鉴欧洲社会质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发展实际开展了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理论研究层面分析社会质量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早期引介研究重在阐释作为“元理论”的社会质量理论在中国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治理、社会政策等领域的应用价值，也有学者对该理论的简单移植进行反思和批判。他们提出，理论的本土化工作应与中国的政治愿景导向和社会建设实践相匹配，要考虑到政治和福利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中欧差异，在具体内涵和规范向度方面要进行去语境化处理。第二，在概念操作化层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质量指标体系。沿袭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对“人的社会性”的关注，中国学者以和谐社会特征作为规范性因素的参照，依据本国国情对欧洲、亚洲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例如，周小毛等人增加了社会文化质量、社会动员质量和社会安全质量维度，补充了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管理、城乡融合、民族融合、文化权益保护等指标内容；徐延辉等人提出增加社会创新以及社会建设等维度。第三，在经验研究、对策研究层面拓展社会质量理论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解释力。经验研究主题包括社会风险应对、城市和乡村社会治理、社会心态、养老问题、精准扶贫、政治参与等多个内容，研究对象涵盖农民工、老年人、贫困人口、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与此同时，在经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学者们从社会质量视角考察社会政策的转型、社会福利的改革、包容性政策的构建、社会治理的创新等议题，相关的政策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

　　社会质量理论为政策制定者、研究者提供了理解社会发展的视角和评估社会政策有效性的标准。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质量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对于转型期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价值。从理论自身优势来看，社会质量理论体系较为完备。该理论以解决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矛盾、消弭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张力为目标，构建了涵盖建构性因素、条件性因素和规范性因素的社会质量分析模型，提供了广阔的测量维度。与生活质量理论不同的是，社会质量理论既测量了宏观社会整体结构和社会发展状况，又反映了微观个体的社会参与程度、能力和主观感受，能够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各类政策选择和实践提供科学切实的理论框架和测量评估依据。从中国社会发展导向来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更高目标和要求，强调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述发展目标强调社会建设要以公众需求和发展为核心，这与社会质量理论主张“提升社会福祉并开发社会个体潜能”的价值取向不谋而合。面对转型期的社会凝聚和信任水平下降等现实问题，社会质量理论能够为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政策方向和思路。

　　当前社会质量理论在本土化发展中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社会质量理论在本土化研究中缺乏理论突破，理论具体内涵还未能充分回应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目标，四个条件性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待深入挖掘；二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是否适用于中国情境，以及纷繁复杂的检测指标的信度和效度有待进一步检验；三是社会质量理论作为政策评估的重要标准，在实践中的政策导向作用并未发挥。因缺乏全国专项调查数据的全面分析和地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质量研究的政策效力有限。

　　鉴于上述局限，未来学界应从以下方面拓展社会质量理论在本土场域的研究路径，进一步提升理论的适用性。首先，结合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导向，对理论的核心概念定义和基本要素界定进行本土化完善，进一步深挖影响社会质量的条件性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探索条件性因素与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包容性发展、贫困治理等热点议题的关系。其次，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制度、社会文化差异，对欧亚社会指标体系进行改造调适，推动中国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完善，并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和评估指标的信度和效度。例如，在社会保障维度中，欧洲收入保障的指标是从国家福利供给的角度来设定，但中国的指标需要更为强调家庭的支持和保障。最后，基于社会质量理论展开社会政策发展的国别比较研究，考察中国社会质量状况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对现有本土化研究进行系统性总结和反思，与全球研究进行对话，进一步提炼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特点，为理论的政策应用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