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华侨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的群体。作为“华侨的故乡”，侨乡是承载华人华侨血缘亲情的物质基础，是汇聚侨心侨力的共同体，更是统一战线的坚强后盾。侨乡社区作为侨乡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理应受到关注。近年来，归国华侨人数增加，我国侨务社区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为新时期的侨乡社区治理带来了挑战。

　　侨乡社区治理的主体特征

　　福建省是我国最著名的侨乡之一，旅居海外的闽籍华人华侨达1000多万，尤以东南亚最多。为了解侨乡社区治理现状，笔者所在调研组于2019年前往厦门翔安的澳头村、面前埔村（对照组）、马塘村（对照组），泉州南安的竞丰村、蓉中村、蓉溪村、新蓝村，三明明溪的上坊村、梓口坊村展开问卷调查和访谈，其中侨乡社区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问卷390份；非侨乡社区作为对照组共发放问卷180份，有效问卷174份。调查发现，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侨乡社区治理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村委会的权责范围更广。在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都较为突出的侨乡社区，村委会需要承担更繁重的行政职能，以保证侨乡社区的正常运转。比如，明溪侨乡村委会均设有村侨联小组，该小组通常由村委会成员兼任，负责涉侨事务，这进一步扩大了村委会的权责范围。第二，宗族在侨乡社区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旅外华侨在海外稍有经济基础，就会回乡修缮扩建祠堂、修订族谱、编纂地方志、翻建家庙祖厝等。第三，社区居民捐物捐资有更好的物质基础。据泉州南安梅山侨联统计，2013年梅山镇华侨捐赠总额为2119万元，2014年2292.5万元，2015年576.5万元，2016年1138万元，2017年1088.08万元。捐助方向主要集中于教育事业、修建道路桥梁、敬老及救济困难群体三方面。

　　侨乡社区治理面临的特殊难点

　　调查分析表明，侨乡社区因其关涉的群体特征面临特殊的难点。首先，大量留守的侨乡社区居民对侨乡社区的满意度比非侨乡社区低。由于部分华人华侨回国后可能不自觉地将国外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作为参照系，主观上拉低了侨乡社区的满意度水平，增加了侨乡社区治理的难度。其次，侨乡社区居民对村委会的满意度、信任度均比非侨乡社区低。主观上讲，侨乡社区居民信任感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多种文化的比较、矛盾和冲突，形成困惑、不适应或者相对剥夺感，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侨乡社区居民的信任度。客观方面，侨乡社区村委会需要承担更多的行政职能，但资金和人员编制并没有同比增加，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侨乡社区治理的效果。再次，宗族认同感有待加强。宗族力量包含物质表现和精神认同两个方面，社区宗庙和族谱族规并不必然带来更高的宗族认同。相比非侨乡社区，侨乡社区的宗亲们更难参加家族活动、频繁地和本族人联系交往。因此，作为侨乡社区治理主体之一，宗族力量的衰弱亟待引起关注。最后，侨乡社区居民活动参与度不高，人口老龄化严重。一些侨乡社区居民长期旅居国外，参与宗族、社区活动较为不便。此外，此次调查发现，侨乡社区人口平均年龄为51岁，显著高于非侨乡社区居民。如果以60岁作为老龄人口的划分标准，非侨乡社区老龄人口占比20.69%，而侨乡社区为28.21%。老龄人口比例偏高同样也是侨乡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构建多方联动的精准管理体制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宏观视野下，基于侨乡社区居民的行为特性，应构建法律、人情、网络等多方联动的精准管理体制。

　　第一，以法治侨，提升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遵循“皇权不下县”的自治传统，但自治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村落社会相对封闭，并形成稳固的舆论场域。对于留守老人较多、乡村精英长期恪守他乡的侨乡社区来说，满足这一前提条件有一定难度。此外，传统的治理方式在面对侨乡社区跨国矛盾时可能会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作为陌生人社会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或许是成本较小、效率较高、事半功倍的治理技术。

　　贯彻和坚持“以法治侨”具有实践层面的可行性。从2018年开始，明溪县梓口坊村率先探索数字法庭，通过市、县、乡多部门联动，借助远程视频系统，提供案件的网上送达、远程调解、开庭、证据交换、判后答疑等司法服务，以协助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华侨实现“一站式”网上涉侨维权。到2019年底，全省首个涉侨“互联网巡回审判点”在明溪县沙溪乡启用，标志着“互联网+”涉侨纠纷化解实现常态化，也说明“以法治侨”有广阔的实践价值和发展空间。

　　第二，以侨治侨，培育治理的主体意识。

　　在侨乡社区中，让归侨侨眷担任村委会成员，实现“以侨治侨”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归侨侨眷很可能成为链接各方资源的“结构洞”。鉴于一些归侨侨眷在人大、政协等部门承担职务，让其担任村委会成员更容易获得政治资源。其次，归侨侨眷参与治理具备一定基础。归侨侨眷拥有较为丰富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对中国文化和国外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和更多的包容，在治理的过程中往往会选择更柔性的政策和方式，有助于提升侨乡社区的信任度。

　　第三，以情治侨，夯实治理的亲缘根基。

　　由于与家乡关系密切的老一代华商退出舞台、新一代华商与祖籍地联系出现断层，海外侨胞与侨乡基于传统道义的社会关系开始没落。在我们的研究中，日渐衰微的宗族认同感就是佐证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以情治侨”尤为必要。以情治侨，就是要通过举办宗亲会、设立海外商会、帮助侨胞认祖归宗等连接海内外血浓于水的亲情。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发现，闽南大多数侨乡社区的侨务工作往往由基层政府部门成员兼任，没有专职侨务工作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侨务工作向纵深推进。

　　第四，以网治侨，增强治理的效率效能。

　　非侨乡社区的空心化是暂时的、季节性的，但侨乡社区的劳动力转移则是长期的、非季节性的。从调研情况来看，侨乡社区劳动力的外流在农村和城市都是普遍现象。为此，明溪县通过“联建联创”提供了可行的解决路径。居委会可以直接与相关部门对接，深度整合机关和社区资源，压缩管理层级。当然，联建联创纳入常态化机制还需要制度和技术的保障。制度层面，明溪县规定，单位的党员、志愿者要定期下社区，每个社区挂靠十个单位，并且将单位参加社区活动的频率作为绩效评估依据。技术层面，创建联建联创微信群，大大提升了社区治理的效率。

　　侨乡社区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治理形态，优化治理是构建侨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当今和未来的社区治理必然是现代性、精准性、主体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需要对各个社区要素予以充分而适度的关切，进而全面提高侨乡社区治理的品质。

　　（本文系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专项课题“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侨乡居民国家认同感建构的逻辑”（605-50X181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