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人类学研究为中国人类学的本土话语与理论建构提供可能，成为本土人类学思想诞生之可能渊薮。景观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望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一种视野重塑、学科重塑与思想重塑。

　　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发生了空间转向。在此影响之下，1989年6月，来自人类学、艺术史等学科的学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了一场名为“景观人类学”的学术研讨会，倡导将以往被民族志书写忽视的场所与空间纳入研究视野。1995年，该会议的论文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以《景观人类学：场所与空间的视角》（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为名出版，由此拉开了西方景观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景观”（Landscape）一词具有多义性和多学科属性，使得西方景观人类学自诞生之初就面临正名危机与困扰。对此，该书编者在导言部分强调，可指涉景色、土地、可视性环境等物的“景观”，经由人类的文化建构，从单纯的自然之物转变为与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产物，由此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景观人类学将“景观”带入人类学研究的视野，改变了以往民族志书写对景观完全遗忘或有意无意视而不见的状况，深化了人类学对人及其所处场所与空间的理解，拓展了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和维度。

　　近年来，景观人类学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类学界的关注。例如，2021年3月28日，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杂志社召开“景观人类学”的新刊主题沙龙。这表明，来自人类学、风景园林、景观规划、遗产保护、人文地理等学科的跨学科学术共同体正在逐渐形成。研究者正尝试打破传统学科边界的限制，从多学科中汲取养分，不断凝练共同的学术问题意识和学术话语，并逐渐形成一定程度的学术共识。这体现了“景观”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魅力，也展现了景观人类学研究所具有的广阔前景。那么，景观人类学的旨趣何在？在此，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景观人类学将景观视为本体论与方法论，使得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学研究视角转向人及其所处场所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景观人类学或人类学的景观研究，重心不在于建立一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而在于将“景观”从人类学的文化图谱中凸显出来，确立“景观”本身所具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由此拓展人类学研究议题的纵深度，深化人类学对于人自身、人与其所处世界之关系的理解。

　　第二，景观人类学对景观的重新理解，可作为西方中心主义人类学观的反思之镜鉴。一直以来，西方思想中的景观传统是以视觉为中心的，这种视觉中心主义的景观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受到来自西方人类学内部的挑战。他们意识到，走出景观的视觉中心主义，体现了人类学自身的反思精神，是对人类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与调整。

　　第三，景观人类学可能召唤一种新的民族志形式即景观志。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科学民族志的规范之后，民族志一直被视为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和文本形态。20世纪90年代，多点民族志的兴起呼应了人类学面临的全球化挑战，一改传统民族志的单点、固定与封闭，使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民族志成为可能。而聚焦于场所与空间的景观人类学的知识生产，无疑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对象。例如，从单一空间转向复合空间，空间内部所具有的多重叠加属性（多维度的感知/认同/权力等）构成了单一空间自身的折叠；从无时间感的空间到时间中的空间，在时间进程中即空间的时间化中去理解空间的生成性与流变，理解景观的结构过程；从地域空间到跨地域空间，如民族走廊、文化圈、仪式与信仰空间、市场网络与贸易空间等；从固定空间到流动空间，如流域空间、线路空间、全球的生产与消费空间、移民与流动带来的各种空间样态（错位的空间、缺失的空间、模糊的空间等）。由此，多向度的空间将召唤新的知识生产途径与文本形态，即景观志。

　　第四，景观人类学研究让人类学更好地触及当代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流动性达到史无前例的强度。几乎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被卷入全球化流动的旋涡，具有主动或被动流动的可能。在这样的境遇之下，人与地方之间的疏离感和依恋感同时达到一种悖论化的高度。在不停地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也在不停地渴望建立我们与地方之间的情感关联，即家园感。这样一种存在体验，是多数当代人的真实境遇，是人类学必须面对和处理的新议题，而“景观”无疑是切入这个议题的绝佳方式——毕竟我们的存在是身居大地的存在，我们在大地上流浪、居无定所或深深扎根。

　　第五，景观人类学的景观实践不仅仅关乎学术操练本身，更关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所达成的身、心、灵的共通与体悟。景观人类学的学术操练是一种超越纯粹学术操练本身的生命实践，研究者可以将自身的身体感受、心灵感知和灵魂感悟带入研究对象之中，并产生一种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共情、共鸣与交融。景观人类学关乎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更关乎作为人的研究者本身——它让每个研究者在研究之中不断拓展自身的边界。

　　第六，景观人类学研究为中国人类学的本土话语与理论建构提供可能，成为本土人类学思想诞生之可能渊薮。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山水观念以及一整套时空宇宙图式。在这样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人居天地之间，“天—地—人”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文化整体系统和宇宙图式。对于中国本土人类学来说，重新将人置于这一思想的传统和思维的框架之中，是重返中国思想整体性的努力，也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发展的可能思想源泉。

　　基于这样的学术旨趣，景观人类学研究者通过跨学科的不断努力，试图面对人类学学科自身的困境、人类学研究者本身的困境以及人类学本土化的困境。景观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望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一种视野重塑、学科重塑与思想重塑。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