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技术取得重大进展，成为一种新型认识工具和影响社会生活的有力手段，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日益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第五篇“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部分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这三个方面，数字社会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的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主体的主动作为，而不仅仅是数字技术应用扩散的自然后果，也是社会科学必须直面的重大议题。社会科学要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情况，勇于自我革命。当前数字社会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说以数据、算力、算法为代表的AI科技资产代表的是“数字硬实力”，那么我国完全有优势同步打造以社会、文化、规则为核心的“数字软实力”。我们应该更加主动贡献思想、主动设置规则、主动赋能社会，不仅成为数字技术的“技术高地”，而且成为世界数字社会的“思想高地”，让“双高地格局”比翼齐飞，为“伟大的社会革命”夯实新基础、增添新动能。

　　数字社会建设成果突出

　　近年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政府、市场主体还是社会主体，与数字社会有关的各类行动、应用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以破解问题为工作导向，一些跨部门多场景协同应用在促进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成效突出。

　　第一，充分发挥了党委和政府的组织动员优势，以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抓手，在社会治理智能化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智能+”政府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得到较大提高，政府治理正在发生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的变革。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依托各种形式的“智能大脑”，将平台拥有的数据资源视为重要的决策依据，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回应性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

　　第二，调动了市场主体的参与热情，智慧社区、数字乡村建设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改善了民生、便捷了群众、创造了就业。尤其是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以破解问题为工作导向，一些跨部门多场景协同应用在促进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充分发挥智能技术的协同连接功能，推动社群互助、供需对路，提高了社会问题解决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利用数字和智能工具创造社群连接，以促进社会需求与资源的最优配置。数字技术在促进资源配置、公共议程设置、社会话题传播上具有天然的技术优势；有助于衔接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在推动环境保护、社会平等等方面大有可为。

　　仍需破解关键挑战

　　数字技术在社会结构、社会心态、社会治理等领域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但我国数字社会的建设总体上仍然面临众多挑战。由于对数字应用场景的边界尚未形成清晰的规则，各地的数字社会建设实践水平参差不齐、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一是数字应用的碎片化程度较高，缺乏全国性的整体规划。数字社会涵盖了教育、文化、健康、福利、人居、治理等多个方面，也是一个统筹推进、互相补充的过程。目前仍然缺乏一个全国性“数字社会”建设的整体规划或纲要。在地方层面，反观各地的数字社会建设实践，在城市，虽然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在一些地方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大多数地区基本上还是以碎片化场景为主；在乡村，虽然开始探索县域治理、乡村文化、公共服务和生态治理智慧化，但是这些应用很多时候没有实现数据的整合，也无法实现治理效能的合力。

　　二是仍然处在基础设施建设主导阶段，应用场景相对单一、部分地区形式主义严重。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社会建设的底座。然而，在一些地方，“数字社会”建设简单地变成了安装摄像头、增加监控设备这样的物理安防的增加，有些地方则在没有准确把握数字化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就盲目投入资金，存在着“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的现象。这些数字化应用基础设施运行维护成本高、应用率低、群众主动参与少、赋能不足，不能在社会各个方面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这一重硬件轻应用、重监管轻赋权的顽疾，不仅忽视了数字社会建设的要义在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能动性，而且反映了应用层建设、软件建设的短板。

　　三是数字鸿沟加大、社会反弹出现，对资本之恶与技术之恶的反思逐渐成为治理挑战，健全社会领域数字规则日益紧迫。数字鸿沟不仅表现在地区、城乡差异上，而且表现在阶层、代际之间。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范围的对数字技术的批判浪潮之中。新科技引发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从刑事司法、伦理道德、隐私保护到工人权利，再到阶层和性别平等，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将决定我们最终使用什么样的科技。当前，数字社会建设中社会动员不足，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日益突出，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深度伪造等监管难题层出不穷。以青少年当中“赛博朋克”的兴起为代表，对资本之恶与技术之恶的反思和批判已经突破知识界讨论的范畴，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

　　四是商业模式不成熟，市场主体在社会领域的可持续投入缺乏政策支持。当前，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领域的场景一方面是“丰富”的，另一方面也是“选择性”的。例如，尽管有上千款与抗疫相关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但主要集中于智能识别（温测）、智能医疗系统、智能机器人（含无人机）、应急调度和在线办公平台等偏工具的类别。相反，当前最为迫切的比如更适用于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却发展滞后。“社会标签”和“社会情境”的缺失，不仅会导致科技产品同质化严重，让“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变成了社会工程学，更有可能因为性别、文化、法律等原因，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另外，大多数应用于社会领域的智能产品和服务，投入周期长、风险大、收益慢，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要想让更多这样的“社会标签”和“社会情境”成为一行行的代码，就需要鼓励更多的公益组织、社会企业与平台企业的合作。政府部门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或政策支持，持续推动这种合作。

　　社会科学在数字社会建设中大有可为

　　中国的数字化进程正在全面展开，数字社会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成果。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进一步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积极有为，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主动贡献思想，为如何建设数字社会贡献中国理论。我国在数字社会建设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尤其是拥有丰富的数据。但也会在诸如隐私、人权、安全、文化、就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责难。应加大数字社会涉及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尤其是倡导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用数据、案例来回应理论关切，促进理论发展。

　　创新数字社会的研究机制。当前，我国各种类型的数字领域咨询组织不断涌现，但大多以科技界、工程界人士为主，未能充分吸收国内思想界、社会科学界、文化界的人士参与。这与当前数字化建设话题主要是由科技界塑造有关。谁先集合了全球顶尖的思想家，谁就掌握了未来人工数字社会和文化的议题塑造权。应该加强数字社会的思想高地建设，形成“科技高地”与“思想高地”比翼齐飞的双高地格局。

　　推动社会领域的知识图谱和数据库建设。这次疫情凸显出把“专家的语言”变成“群众的语言”的重要性。许多专家通过在线科普的方式，大大完善了卫生与医药方面的知识图谱。但长远来看，让专家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到知识图谱的建设中，需要解决一个激励的问题，尤其是要打破“唯论文论”的科研观，鼓励更多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对话合作，鼓励更多的科技转化。尤其是涉及社会场景和意义的数据，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有序开放，既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监督权，也让更多的实务社会工作者、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源头上就有机会参与数据生产和算法的改进。

　　赋能培养一批兼具社会科学和计算科学素养的“社计师”人才。应当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社会组织领导者的“数字素养”。大力支持“新文科”建设，赋能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生；技术开发者也需要在知识结构上做出改变，更多地学习和了解人文与社会科学，从而促成人才结构的改变，让更多的可以“双肩挑”社会创新和科技创新、兼具社会科学和计算科学素养的“社计师”人才涌现出来，大力推进“智慧社工”人才体系建设。借鉴“科技特派员”“大学生村官”等制度，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社会工作者、志愿服务者设立和从事数字社会的专业化岗位，培育一批专业化、社会化的数字社会服务机构。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专题研究“经济、技术与社会发展”课题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