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成立，后来陈望道成为发起组成员并担任党的早期组织劳工部长（又称工会部长）。同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发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之一，陈望道对建党精神的形成作出了历史贡献，也是建党精神坚定的守护者、忠实的践行者。对此，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师生回信中评价道：“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陈望道的人生本色。1920年5月，陈望道接受陈独秀的邀请，担任《新青年》的编辑。12月，陈独秀赴广东任职，遂交由陈望道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陈望道与李达、李汉俊等一道，使《新青年》成为党的早期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陈望道对《新青年》采取“树旗帜”的办刊方针，即“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特别是其开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成就和各项政策，使中国人了解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革命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此时的《新青年》还翻译刊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以及介绍研究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变成我们党的早期组织机关刊物。这引起了这本杂志的“元老”胡适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他一边鞭挞《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苏俄）的汉译本”，一边又提出所谓“我的政论的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还复信陈独秀，提出了分裂《新青年》、改变《新青年》办刊性质的三个方案。面对胡适的发难，陈望道坚决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坚守传播真理的办刊理念，态度十分鲜明。他表示：“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陈望道的人生底色。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到无产阶级教育家，陈望道一生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把培养又红又专、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人才作为自己的使命。1958年早春，陈望道制订了个人红专规划，以响应党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我决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老当益壮的精神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制订个人规划如下：（1）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社会主义。（2）彻底肃清阻碍事业和工作前进的官气、阔气、暮气、骄气和娇气……”（邓明以《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64年4月19日在杭州大学演讲时，陈望道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据我看来，如果学得好，可以得到两个大用处：一个是改造我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一个是做我们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打得牢固，才不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才有可能保证我们研究保持又红又专。”（《陈望道传》）在这次演讲中，陈望道总结了自己的治学思想：“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乙、以中国的语文实事为研究对象；丙、批判地继承我国语言学遗产；丁、批判地吸收外国语言学研究成果。”（《陈望道传》）陈望道一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科学研究或从事其他各种活动；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那种贴标签式的学习方法。他常说，运用马列主义为指导并不能看他引用了多少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要看他是否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讲究实际，反对说空话，办事是这样，写文章更是这样。他积极提倡从事创造性的研究，认为每发表一篇文章，都应有自己的独创见解，否则就是人云亦云，重复劳动，对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实不足取。总之，无论在治学精神还是学风文风方面，他都不愧为践行初心使命的楷模。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陈望道的人生亮色。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宣言》译者”就成了陈望道的“帽子”，每逢要登什么造谣新闻时，冒头总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如何如何。陈望道曾在《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提道：有一个造谣小报《社会新闻》，记者的反动技巧颇为高明。有一年，方光涛同志在安徽大学教“普罗文学”，“由于环境关系，教不下去了，要我去接替他”。《社会新闻》就马上刊出一则消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最近拟定赤化安大计划如何如何，已于某月某日走马上任矣。他们并把这份报分别寄给安大的校长、院长、系主任。”（陈望道《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61年7月8日，第204期《上海盟讯》，第3版）陈望道刚到安大，“新闻”已经先他而到。面对这样的威胁和谣言，陈望道与敌人各种周旋，坚守安大讲台。1945年春，陈望道在抗战期间西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实践教学基地——复旦新闻馆，并掩护进步师生在馆内收听延安广播，将解放区的新闻传播至渝碚内外。11月25日，反动当局发出电令：“据报，复旦大学奸伪分子利用复旦新闻馆内装设之无线电收音机，近日已用XNCR呼号收听延安广播。此收音机管理，系由陈望道指定讲师李光治、助教杨师曹，指导复兴（新）通讯社杜栖梧应用，故近日凡延安一切广播之荒谬谣言，均能于当日传递全校……注意防制。”对此，陈望道不为所动，当年的进步学生回忆道：“‘路是走出来的’。他在那里走着，而他不向你呼喊：‘你们来，到我这里来！’他知道只要开辟了路，你们是会来的……”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陈望道的人生基色。1973年，陈望道82岁高龄时，在给家乡金华青年政治理论辅导员郑振乾的回信中写道：“……反动派在那白色恐怖时期常把‘共产党宣言’当作我的头衔。无论说什么，动不动说‘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要你怕，要你不敢动。不过，我这人是不大知道怕的。我做过上海大学教务长，上海大学就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有许多干部现在还健在。”（李艳《“真理味道”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金华日报》2019年9月24日） 1923年秋，陈望道收到一张纸条，署名“知名”，纸条上写着：“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见罢便认出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字迹，此时他虽已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离开党组织，但仍先后担任学务长、代理校长主持上大工作，站在红色的三尺讲台忠诚于党的事业。

　　陈望道一生爱学生如子，视校如家，总是把师生员工所急所难、所愁所盼放在心上。临终时，他还在关心师生们的生活。当时，复旦地处城乡接合部，原属杨浦区，属于市区，恰恰到了“三年困难”时期，被划到了宝山县，属于郊区。特殊时期，物资供应市区与郊区大不一样——肉票、油票等，郊区都少于市区，点心票也没有，这在每一两粮票都算着用的年代，给复旦师生带来了不少困难。从那时起，陈望道就不断地向市领导提出请求，要把复旦划为市区，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他病重时，他告诉家人，凡是市里领导人来看望，都要提醒他再提此事。市领导问他最后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个人别无所求，但希望一定要为复旦解决划市区的问题。在他一再要求之下，此事在他去世后不久便解决了。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重要回信中勉励我们，要继续讲好老校长陈望道追求真理的故事，伟大的建党精神铸就了“望道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