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不仅受到宏观社会运行与变迁的影响，也受到其所处地方社会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从日常生活视角看，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可有效提升居民主客观幸福感，而这有赖于其具体实施更多地顺应地方社会和社区层面的具体情况。就此而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需要扎实的地方性知识研究，还应依据这些知识把握社区具体情况、满足居民多样需求。

　　因地制宜安排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作为类似“工具”的存在渗入群众日常生活，具有便民化、生活化特征。同时，完备的基础设施还具有“乘数效应”和充当“中间介质”的功能，能够起到有效沟通城乡的作用。

　　地域文化的差异表达会对基础设施需求模型和建设产生影响，其中也包括了分布广泛的体育基础设施。本文主要从体育基础设施入手探析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问题，提出应在供给端、需求端实现与地方特色文化的适配，并使特色文化在基础设施的文化塑造上得到呈现。通过长期田野调查，我们发现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

　　首先，设施布局与需求信息失联。我国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南方与北方间、毗邻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等方面。例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分布在城镇的体育场地有96.27万个，场地面积为13.37亿平方米；分布在乡村的体育场地有67.97万个，场地面积为6.12亿平方米。由此可见，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城乡之间呈现显著差异。不仅如此，乡村的基础设施布局以乡（县）政府所在地为中心向四周散布，村镇设施的完备率极大程度上与其和乡（县）政府的距离直接相关，距离越近则越完备。同时，各村普遍存在体育设施集中分布致使器械离散程度不高的现象，恰与村民就近锻炼心理相背离。另外，体育基础设施的规划远远落后于村镇住房规划，往往集中分布在村镇外围相对偏僻的角落，甚至出现数个村庄共用一个篮球场的现象，这就导致投入产出比较低的状况。此外，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信息半透明，专业人员往往根据主观判断做出规划，自上而下的规划与受众的现实需要往往不相匹配。

　　其次，设施供给与考评理念趋同。基础设施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提供服务或者产生有效服务，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初期应通盘考虑普遍需要。但这难免忽视结合地域特征做出设计，最终导致供给理念同质化。这种现象在体育领域也较为普遍。例如，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广泛分布的体育基础设施多数为天梯、单双杠、扭腰机等，虽可对接老年人的休闲健身需要，却无法吸引年轻人驻足。就近几年的情势来看，年轻群体的需求点在于身体塑形以及提高综合身体素质，而非简单休闲娱乐。此外，在考核标准上，各地依然缺少因地制宜制定标准的情况，在配备要求、标准上出现趋同现象。这说明，各地考评制度和理念并未与地方社会差异化发展需求相适应。这也反映了“供给端—需求端”的信息交互和意愿传达不畅等问题。

　　最后，设施统计数据与后期效果脱节。在大数据时代，人们更习惯于阅读信息的直观显现——数据，并借此完成对目标任务的评价与计划。这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体现为通过统计设施数量来评价其开展状况及估计预期效果。然而，数据本身是虚拟信息，是对目标事件所做的信息化处理。它可作为评价客体的参照系，但无法准确评价由客体能动活动衍生出的后续效果。例如，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存在体质、习惯等差异，锻炼人群在相同设施条件下，无法对身体健康水平的变化做到精准预判。再如，我们通常习惯以城市绿化率和人均占有绿地面积来评价城市的环境质量，进而间接评估居民生活质量，但人均占有量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平均享用”。因为受城市规划影响，位于不同区位的居民所享用的绿化设施配备标准存在差异，且生活质量的优劣不仅在于量的多少，还在于质的积累。也就是说，只有后期效果追踪与前期设施铺陈紧密配合，才能客观而准确地对目标效果做出有效评价。

　　挖掘地方性知识

　　基础设施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并最终成为地方社会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因此，其具体建设也应嵌入既有地方社会文化的脉络之中。就此而言，进行地方性知识研究也就显得势在必行。“地方性知识”由美国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于1982年首次提出，涉及知识生成与辩护过程中形成的特定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以及由特定的利益关系决定的立场、视域等。面对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地方性知识研究显示出较明显的方法论优势。研究者能够捕捉到地方特色的文化需求和居民心理偏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实施。

　　加强需求端与供给端的信息融通。不同地域因历史变迁孕育出的差异性地方文化，蕴含着独特且丰富的人文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当地居民在生活习惯、习俗方面表现出对基础设施的差异化需求，因此应打通信息反馈渠道，建立透明化、主动式的供需沟通模块。第一，推动信息公示平台“近生活化”。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多数人难以获取规划信息，因此应将信息的公示与公布任务逐级落实到基层，并借助居委会广播、举办城建活动、建立弥散式信息公告专栏等形式构筑群众基础。第二，建立需求反馈渠道。反馈信息包括设施分布、功能选择、地域文化需要等在内的需求，实现专业规划与民众需要的连接整合，建立“扁平化”的沟通渠道，如借助新媒体的直播形式、开设官方交流专栏。最终，通过沟通和交流重新设定基础设施与民众的空间距离。第三，重视文化信息的沿袭。地方性文化的历史序列编码应在“供给—需求”链中得到体现和重视，如北京地区的天桥文化应在基础设施布局、文化氛围营造等方面得到体现，实现地方文化的跨时空对话。

　　健全供给端的地方特色文化适配路径。各地优势资源和人文氛围的差异，决定了基础设施建设应顺应地方文化传承和适配的需要。一方面，创设文化场景。例如，北京天桥很多民间艺术在时代的演绎推进下逐渐失去了原生态的文化表现场景，如圈地表演（“画锅”“撂地儿”），被访艺术家（包括非遗传承人在内）多数表示文化的传承缺乏展示的文化场景。这就要求基础设施的文化适配应顺应需求的变化，同时注重设施铺陈的“一点多面”特征，辅以后期效果跟踪进行客观评价。另一方面，消除“信息孤岛”。地方社会有其独有的“信息编码”，数据信息推广的效度和力度与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直接相关，因此可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式的信息传播渠道，实现层叠式的信息推送和捆绑式的文化配接。

　　实现地方文化与设施间的转换融通。在文化与设施的对接上，各地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建设地方特色的文化标志性设施，从而达到人才引流、拓展知名度及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等功效。首先，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例如，云贵川等多民族聚居地可利用杂居的特点进行设施的再建和集聚，利用贴山靠山的资源便利，兼顾民族风格，采用木质材料建造体育基础设施，利用地势地貌进行文创活动；南方的温婉文化及性格，配以阴雨绵绵的气候，辅以山川、小丘等环境，宜于搭建休闲养生等慢节奏、精致化的成套基础设施，如建设运动休闲小镇，采用“体育＋沉浸式劳作体验”等模式满足文化需要。其次，充分开发特色文化样态。例如，周口的易卦文化、姓氏文化可在设施布局和色彩选取上得到体现，以八卦之相、太极之仪、阴阳之态进行构筑，用色调点缀或渲染，破除现代设施与古建筑的隔阂；北方酒文化浓郁，在设施的搭配上可偏向豪放之风，以暖色调增添氛围感。此外，还可以各地特色为主题打造文化景观，如北京妙峰山的香火庙会。

　　（作者单位：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首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