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以数字化改革提升治理效能。强化数字赋能，聚焦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法治等领域，探索智慧治理新平台、新机制、新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数字化平台应如何推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成为学界亟待关注的问题。统而化之的数字化概念似乎无助于分析，将其拆分为作为技术的数字与作为符号的数字，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去理解。

　　数字化平台的两个面相

　　数字化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多面相的集成逻辑。它除了让这个世界更秩序化，还将人类的价值引入，至少表现为以下两个面相。一方面是前端数字化，主要依托大数据技术的平台整合，赋予个体以数字生命，可称之为作为技术的数字，强调的是测量的信度与效度，与信息准确性有关。另一方面是后端数字化，主要是数字化的呈现，即通过一套算法将一些抽象的观念与价值呈现出来，可称之为作为符号的数字，强调的是算法的公平与正义，与价值有关。这两个面相的数字化，也全方位地影响到农村数字化平台的设立。

　　作为技术的数字化平台，是相对于数字化的第一个面相而言，它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如各类文字信号、音频信号、视频信号、传感器信号数字化，进而便于采用高速的电子计算机进行保存、传输与处理，这是最底层的数字化逻辑。反映在农村数字化平台上，如“雪亮工程”，通过每村数以百计的摄像设备，将乡村人与物数字化归集于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平台。又如“数字乡村一张图”，依托地理信息技术，实现数字化“孪生”乡村，通过政务数据接入、现场数据采集和物联感知设备推送等，归集各个部门各类数据，实现了“人、事、地、物”精准可查。这些平台的宗旨是精确地呈现乡村的各类信息，强调的是测量的信度与效度。

　　作为符号的数字化平台，则是相对于数字化的第二个面相而言，它在前端数字化的基础上，通过一套算法进行价值重估，将主体需要的抽象观念与偏好体现在数字人格上，它强调算法的公平与正义，与价值有关。体现在农村数字化平台上，如“文明码”“诚信码”“数智赋礼”，它们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大数据整合各大类政务平台，形成一个类大脑中枢，然后通过一套算法对每个人的文明道德行为进行打分，并以不同的颜色代表个人文明程度。这背后最核心的是价值与观念，以及渗透在其中的人类主观能动性，最终展示出各类社会行动者如何动态地、持续地参与算法实践的社会建构过程。

　　推动乡村多元主体参与的三重路径

　　数字化平台推动乡村多元主体参与，主要包含三重路径，其特点在于社会协同与多元治理，体现了一种多元主体共识导向的参与模式，强调公共机构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集体讨论。数字化平台为乡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供了媒介支撑。

　　首先，数字化平台的应用为乡村治理主体从“一元”转向“多元”提供了契机。数字化平台的介入使得乡村多元主体的参与成为可能，它更便捷、更实效，减少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成本，有效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作为技术的数字化平台，需要数量巨大、可信度高的数据，因而扩展了市场主体、技术主体进入乡村的渠道。而作为符号的数字化平台，则需要更多的乡村社会主体介入，才能实现算法的公平正义，比如乡村“诚信码”这样的平台，需要乡贤参事会、和治理事会等乡村社会组织最终去参与核定与赋分。

　　其次，数字化平台的“去结构化”属性，可以赋能成为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工具载体，通过流通与开放的网络公共空间，推动乡村多元主体从精英参与走向大众参与，从形式参与走向实质参与。作为技术的数字化平台，将一些隐藏的公众需求及行为特征都纳入数据库，使得普通村民无需花费额外成本即可实质化参与到公共项目中。而作为符号的数字化平台，则将以前只能由少数以乡村干部为主体的体制精英或新乡贤、乡村五老等为主体主导的乡村公共事务与个体评价体系，扩展到普通村民中去。

　　最后，数字化平台可以激发乡村多元主体参与的热情。数字化平台使得乡村治理行为被最大限度的标准化、定量化、可视化，它将有效地激活社会组织、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作为技术的数字化平台，使得数字运营服务与综合信息服务深入乡村，汇聚起更强大的信息服务与管理功能，推动了农村云端社区的实现，使得普通村民即可有效参与，组团服务。而作为符号的数字化平台，则因为可视化与定量化的实现，使得各类乡村组织更有意愿去参加，并有效提升了乡村多元主体参与的效能感。

　　引领统合与双智融合

　　如何进一步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的持续推动，促进乡村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实现秩序化与人性化之间的平衡，需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统合作用，实现人工智能与人民智慧的“双智融合”。

　　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与统合作用。党组织作为一个上位概念，在数字化平台建设中应处于统摄的位置，其主要功能在于统合各类利益、文化与组织。首先应统合多元利益，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优势，聚合农村多元利益群体，在构建乡村数字化平台时更关注整全性与满足感。其次应统合多元文化，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把握好乡村数字化平台的社会主义方向，以此统合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的农村各类文化。最后应统合多元组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在乡村数字化平台建设中应统合好农村各类组织参与其中，如新乡贤组织、和治理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

　　实现人工智能与人民智慧的“双智融合”。乡村的数字化平台同时把人类的偏爱与偏见编入了算法模型，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应该将人工智能与人民智慧相结合，实现乡村数字化平台的“双智融合”。在具体推进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人工智能数字化平台的边界。明确个人权利与数字产权之间的关系，对于虚拟世界的数字孪生体也应给予相应的权利，并在制度与地方法规上给予保障。其次需要建立参数选择与算法制定的四方协商恳谈机制。吸收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普通村民代表共同参与“文明码”“诚信码”等参数的选择与算法制定，形成政府工作人员、专家学者、技术人员与村民群体的四方协商恳谈机制。最后，关心弱势群体与无网络使用者的精神需求。注重平台算法的价值导向，加大人文关怀，在乡村数字平台建设的公共资源再分配过程中，关心弱势群体与无网络使用者，真正做到人工智能与人民智慧的“双智融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乡村振兴中的新乡贤组织参与研究”（21YJC840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