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题（Motif）作为民间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话语，重在把握民间文学故事叙述最为核心且持续推动故事发展的传统成分。在母题的应用性研究中，一开始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领域，学者们致力于探讨民间故事文学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现象、价值观念及社会心理。正是这种探寻文化现象背后普遍性社会意义的研究旨趣，使母题研究逐渐成为有效的分析范式。这与社会学的质性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近性。质性分析作为社会学重要的分析方法之一，是指研究者为探究某个问题，在尽量保持自然状态的情境下，依托田野观察、深入访谈、案例撰写等研究方式收集并分析资料，从而理解特定群体的社会行为或对某个社会现象进行诠释解读。质性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究社会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及社会理解。因此，作为探究文学故事背后核心要素的分析话语，母题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社会学质性分析提供思路与视角。
质性研究应回归经典理论的问题域。虽然民间文学故事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但是存在“一个故事中的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也就是母题，如在民间文学中普遍存在的“难题求婚”“恶毒继母”“狼外婆”等题材。面对卷帙浩繁的民间文学，不论故事如何光怪陆离，情节如何跌宕起伏，只要把握住其中的母题题材，对于文学作品背后的社会心理及核心观念的发掘与提炼工作便能迅速展开，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同样，面对纷繁复杂的经验社会世界，社会学研究也需要回到由经典理论给定的问题域，把握学术研究的理论源头。例如，“集体记忆”作为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与热门研究话题，虽然由哈布瓦赫在1925年明确提出，但是可以追溯到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欢腾”概念。此后，集体记忆研究获得了众多研究者的青睐。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巴特利特和俄国的维果茨基等心理学家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对集体记忆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今，很多学科也出现了“记忆潮”或“记忆转向”趋势。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探讨记忆、地理符号以及国家认同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则是看到具有身体属性的地方习俗、节日庆典、仪式表达以及纪念活动对于集体记忆的影响。而德国的阿斯曼在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升华抽象出“文化记忆”概念，意在从记忆角度探究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但是无论是“集体记忆”，抑或“文化记忆”，还是“社会记忆”等概念，社会科学对于记忆研究的核心问题没有改变，仍然在不同维度上回应着涂尔干或哈布瓦赫等经典理论家给定的问题域，即文化的传承创新及群体的社会认同。
质性研究应注重特定事物的背后意义。在进行母题研究时，学者们基本都将马克思的神话定义、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以及汤普森的母题定义作为重要的理论来源及分析依据。斯蒂·汤普森是美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在他看来，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而“神话—原型批评”学派的代表性学者弗莱使用了与“母题”类似的“原型”概念，即文学作品中“稳定的结构单位”，包括创作主题、表达意向、人物形象、情境剧情等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且能引发读者联想的事物。通过进一步理论溯源可知，“原型”概念是由心理学家荣格最先提出，是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化体现，目的在于研究复杂的社会形式背后最原始的推动因素。可见，母题并不是文学作品中的一般行为、普通物体或者日常情况，而是具有动机指向的、能够构成和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命题。正如俄罗斯汉学家、民间文学研究者李福清举例所说，假如人物只是穿着衣服从一地走到另一地，这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戴着隐身帽子或者坐着飞毯到达太阳所在之地，便会出现“隐身帽子”“飞毯”以及“神奇之旅”等三个民间文学母题，就能够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从而产生新的故事情节或者离奇叙事，有着特殊的意义表达。社会学质性研究在于探寻世界背后的意义，关注的并不是某个事件或者行为本身，而是关注该事件或者行为在特定环境下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从而推动事件或者故事整体的发展，成为分析的核心节点。例如，消费社会学进行股市研究发现，当人们都相信某只股票会涨，那么这只股票很有可能升值。这就注意到了特定事物的背后意义对人们的态度及行为发挥的作用。
质性研究应把握田野中的人物线索。角色是母题研究中的一类重要题材，角色类型是丰富多元的，可以是“凶猛的老虎”“灵巧的白鹿”等非凡的动物，也可以是“神仙”“巫婆”等超凡的生灵，还可以是“年幼孤儿”“恶毒继母”等比较传统的人物形象。不论是哪种角色，这类题材的母题研究重在强调角色人物对于故事的推动作用，探寻角色作为一个行动者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重要或关键的人物对于事情的形成或发展会起到推动乃至决定作用，在进行社会学的质性分析时不能忽视个体行动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后果。因此，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焦点逐渐从宏大叙事的结构分析转向更具有针对性的行动者分析，应注意把握田野中重要的人物线索。研究者可以依托某个关键人物厘清社会群体或者部落内部关系，如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中的片区酋长乌夫提、怀特《街角社会》中的街头帮派小头目多克、景军《神堂记忆》中的大川村里众多的孔庙管理者。研究者正是把握住了这些人物角色，一方面才能打开田野调查的切口，较直接地观察研究对象的生活及态度，为研究提供一手资料，真实地感受到特定群体的世界认知、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也才能进一步理解和解释事情发展的节点。在社会学质性研究中，应学会在田野中寻觅及收集人物线索，在写作中注重塑造关键人物形象。
质性研究应明晰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背景。情节背景是第二类母题，包括“恶鬼魔物”“法律规定”“风俗禁忌”“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内容。这类母题广泛地存在于民间文学故事中，不仅是故事中单一事件的发生展开以及人物角色采取行动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其本身也推动着故事的发展。正是由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存在，某些行为才会发生，也才会被理解。在社会学质性研究中，不能只关注那种过度社会化的、被宏大社会结构完全决定了的社会行动理论，更要注意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制度环境等社会文化背景对个人行为的塑造。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文化背景是研究者理解研究对象行为态度的重要切口。例如，二战后美国人发现和具有欧洲文化背景的德国人相比，他们难以理解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人行为。为了处理好日本战后问题，美国政府委派本尼迪克特进行日本人相关研究。本尼迪克特重点关注了日本人的战争观念、明治维新历史、日常风俗习惯、道德价值观念以及教育理念方式等方面。研究发现，与美国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耻感文化，内在存在着“负恩”的文化逻辑。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日本人只能通过极端的自杀行为来洗刷耻辱。另一方面，社会文化背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过程中，也会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在思想层面影响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因此，这些社会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演化为社会学者所提出的“社会底蕴”，可能表现为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等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也可能表现为地方风俗等非正式制度，还可能是与道德伦理相关的行为规范，成为我们认识分析中国社会的重要视角与维度。
质性研究应抓住关键事件切口。单一事件是母题研究中的第三类题材。这类母题在众多的民间文学故事中以一种故事类型单独存在，如“难题求婚”“设关考验”“异类婚”“另一世界的旅行”等主题。这些单一事件母题或者作为文学故事叙事中的核心框架结构，或者作为构成故事叙事的重要因素，抑或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在社会学质性研究中，也需要重视事件对于研究的重要意义。事件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存在的，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突变，将平淡连续的日常生活切割开来，使得被日常状态所遮蔽的各种关系及其张力凸显出来。因此，这些事件也可以被称为“关键事件切口”，我们应把握这些关键事件切口及其前因后果机制。例如，1978年改革开放便是重要的关键事件切口，促使整个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分析观念可以回溯到福柯的相关研究中，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挖掘“愚人船”的故事，在《无名者的生活》中侧面描写疯狂者米朗以及“恶魔”图扎尔。这些故事虽然涉及人物或者事件间的关系，却没有被固化为某种社会结构，研究者反而更倾向于将其当作事件来把握。应星称之为“关系／事件”，认为关键事件与世界历史之间呈现的是“折叠—切割—展开”过程中复杂的拓扑关系。而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强调在田野收集资料及研究分析时要善于把握住“有事情的时候”，从而敏感地感知那些看似偶然的随机联系，发现其中的内在机理。总之，抓住关键事件切口有利于促进质性研究从静态的社会结构分析走向动态的社会实践分析。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