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人们实现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和人际交往的社会空间。在中国语境中，社区是行政区划的结果，多作为城市治理单元存在。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社区逐渐成为形式化的空间聚落。事实上，社区复杂的社会空间属性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城市空间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容器，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简·雅各布（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曾批判，美国整齐的城市规划是表面的井然有序，人们的需求和联系作为真实的社会秩序淹没在整齐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景观中。项飙也认为，社区是人们心灵所依的“附近”，应该找回人们丢失的交流和联结。总之，人们的感知、认同、情绪、情感、互动和交往，生成社区的情感表征以及丰富多样的社区社会心态。基于国内社会治理研究现状，社区社会心态研究应该关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社区社会心态的研究内容。借鉴已有社会心态研究，社区社会心态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探讨：社区需要、社区社会认知、社区情绪、社区价值观，以及作为社会认知结果的幸福感、安全感、社会支持感、社会公正感、社会信任感、社会效能感和归属感等。从个体心理角度来看，满足居民社区需要可形成积极心态，同时也是解决民生问题和有效社区治理的基本内容、任务；认知决定人们情感、情绪和行为，社区社会认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满足感和安全感；社区情绪作为整体而富有动态性和动机性的心理过程，积极社区情绪可以营造良好的社区归属感，消极社区情绪可能会激发社区矛盾，造成治理危机；社区价值观作为宏观性社区心态，是引导社区成员行为的基础；促进社区参与可能是社区社会心态在社会行动方面的重要表现。

　　其次，探讨社区社会心态形成机制。杨宜音认为，社会心态形成具有从个体微观心理水平到社会宏观水平的向上、向下和互动机制，也即是个人的态度、需求、情绪、特性通过社会卷入和社会关联（社会认同、情绪感染、去个体化、关系化或镶嵌化）过程，形成宏观水平上的社会共识、情绪基调、一体化和文化性格，这些内容构成共享现实是社会心态形成的基础；同时，作为共享现实的社会心态又通过社会共识、社会影响和个人的自我调整影响个人心理和行为。

　　然后，基于社区的共同体属性，具有共享性的社区心理应该成为社区社会心态研究的重点，如社区感、社区认同、社区归属感、社区联结感、社区氛围等。从滕尼斯写就《共同体与社会》，到费孝通先生早期将community翻译为“社区”，社区被认为是守望相助、整合社会，有助于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中共享、公共、交流和联结也使得社区具有共同体属性。

　　事实上，社区感已经成为当下社区心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西摩·B.萨拉森（Seymour B. Sarason）认为，社区感的缺失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最具破坏性的因素，其发展是社区心理学的“基本价值”，社区感存在于不同层次社区概念中，包括朋友、邻里、家庭、街道等。戴维·W.麦克米兰（David W. Mcmillian）和戴维·M.查维斯（David M. Chavis）等人提出成员资格、影响力、需求的整合与满足和共享的情感联结等四个维度决定社区成员的社区感。来自中国云南的调查发现，社区感能够正向预测社区成员在基层政治选举中的参与度、政府信任感、政策评价、幸福感和安全感等。此外，国内研究还发现，社区认同分为情感认同与功能认同，情感认同包括对社区归属感以及他人对社区评价等，情感认同能够预测人们助人行为。也有研究者提出社区心理所有权、社区依恋、社区氛围等概念，用以指出社区作为情感性空间对社区成员心理的影响。

　　再次，社区的结构性特征使社区社会心态有不同表现，为了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社区社会心态研究还应该考虑“社区的分化”。借鉴城市社会学和社区研究，社区地理位置（内城/近郊）、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居民所处的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国家干预程度（福利制度、城市规划、公共住房建设）和市场力量，都可能是影响社区社会心态的重要因素；现实中的村改居社区、城中村社区、老城传统社区、单位社区、商品社区、回迁社区等诸多类型差异。此外，从社区中的“人”视角来看，社区中的群体分化也会使得居民社区社会心态呈现不同特征。以工作场所为生活中心的中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不同，在社区需求、社区参与、社区信任和社区情绪表现上都会有所不同。普通群体与弱势群体具有不同的社区参与方式，社区康复中的残障人士及家属也会有不同的社区社会心态。

　　最后，重视社区本土化特点。杨宜音认为，关系化是中国人从“我”形成“我们”的重要过程性机制。社区社会心态作为共享性的心理现实，其形成过程也包含着关系化的过程。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家国同构的模式，血缘和地缘构成人们的社会网络，人们组成扩大的“家”，参与到正式制度建构和社会治理中，“人情”“人脉”“恩情”成为关系共同体的要素。从社区的情感属性来看，社区社会心态的形成实际上是关系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如社区中需要应对的邻里关系、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的关系、“自己人”的信任如何发挥其效应、如何从以社区为家等情感层面促进社区感的形成，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如何与人情和人脉联系起来等诸多实际问题都离不开对本土心理特征的考量。

　　总之，社区不仅是地理学和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空间聚落，心理和情感联结更可能是人们在社区安居乐业的根基。因此，探讨社区社会心态有助于挖掘社区作为共同体和情感空间存在的机制，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和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同时，重视社区的情感空间属性，作为当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柔性治理的方式，可以弥补数字治理、技术治理等刚性治理的不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中国实践研究”（22FSHB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