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上，笔者就“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作主题演讲，次年发表同名论文，致力于创立和发展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发展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有其历史渊源和时代意义。

　　社会学自19世纪30年代诞生就被赋予群体研究的学科特征。留学英国的严复深得其意，遂将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译为《群学肄言》。那时，对于留学欧美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而言，从群体性视角研究中国社会，是专业使然、理所应当。但是，群体性视角并不能全面、透辟地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因为在中国广泛存在的人情、面子、伦常等关系约束，比之于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更为根本、更为稳定、更为持久，是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为此就有了吴文藻推动的“社区研究”，强调从联系性视角研究中国，不但影响了同辈学者，还孕育了第二代中国社会学家。其中，费孝通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差序格局”这一联系性概念，产生了跨世代、跨世纪的学术影响。

　　欧美社会学家在长期反思群体性视角局限性的基础上，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创立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社会资本理论，两者的结合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主流的学术范式。与中国相比，这一新的主流学术范式比以吴文藻（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为代表的，以联系性理论导向为标志的中国社会学派晚了至少40年。可惜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联系性视角的中国社会学派没有及时走出国界。外人不知，何谈影响？

　　时代重任落在新一代学者肩头。对于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后学，如何以文化自觉来延续和发展中国社会学派，创立根植于我国本土文化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用它与国际学界开展交流，通过它来讲好中国故事，是摆在后学面前的时代重任。自觉认知学术和学科发展脉络，承担时代重任，是笔者提出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的初衷。

　　关系社会学的两个目标定位

　　在提出关系社会学时，笔者针对国际社会学界已有的社会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学术范式，为关系社会学明确了两个目标定位，进而形塑了它的理论品格和方法论特质。

　　关系社会学的理论定位是知识本土化。笔者所创立的关系社会学是研究中国的关系主义现象和问题的理论成果。为了推动相关教研工作，必须对这个理论成果有一个初步概括，才能起到定位、引路、启发的作用。笔者认为，关系社会学的宗旨是建立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熟、亲、信”为特征的关系主义现象的理论知识。

　　这一目标定位的三个知识点均有其学术渊源。伦理本位源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的伦理本位论；关系导向源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是他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时提出的一个理念，现收录于《费孝通文集》；“熟、亲、信”三个关系特征概括，则来自笔者的中西比较研究，针对的是欧美社会网络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弱关系强度”论断。

　　弱关系强度的论断发表于1973年，由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提出。他认为，社会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性可弱可强，但是强弱关系纽带的区分是，前者往往存在于群体内部，后者往往连接着跨群体的社会行动者。他进而认为，跨群体的弱关系纽带，虽然交往频率、相熟度、亲密感、信任度都不高，但是具有传递非冗余信息的独特作用，所以比之于群体内部的强关系纽带，对于行动者的目标达成更为有效。这就是弱关系强度的论断，得到来自西方社会的广泛实证数据支持。

　　笔者的质疑是，弱关系强度论断不具有普遍性，它的真伪具有时空条件性。为此，基于中国经验观察和深入研究，笔者于1997年针对性地提出强关系论断。必须提及的是，在论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笔者有幸结识格兰诺维特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社会网络分析创立者哈里森·怀特，经他点拨才意识到上述“条件性”质疑。在怀特看来，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从相对开放到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论断讲的是相对开放空间的关系作用，而笔者的强关系论断讲的则是相对封闭空间的关系作用。笔者的研究表明，以人情、面子、互惠为交往机制的中国人的关系往往是强关系纽带：熟悉度、亲密度、信任度都偏向强的一端。后来的多年研究均支持这个最初的实证发现，而且强关系纽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分布非常广泛，信息传递作用不亚于弱关系纽带，资源动员能力大大超过弱关系纽带。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可参考笔者2023年出版的《论关系与关系网络》。

　　如果关系社会学的理论定位是知识本土化，那么它的方法论目标则是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也就是说，通过关系社会学的本土研究来建立一套思维方法论和研究方法论，广泛用于世界各国的关系和关系网络研究。这就要求将中国社会关系现象的研究成果转换成概念测量、题器设计、数据收集、模型分析等方法和技术，通过扩展应用性，显示关系社会学的方法论意义。这涉及了中国经验研究向世界学界作贡献的问题，涉及了中国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问题。

　　如何做到中国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笔者在《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一文中阐述了两种策略。一种策略是接受国际概念、丰富其理论内涵、增加其变量的文化差异性。这是国际概念在先、中国研究随后的推进策略。例如，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等概念已经流行于国际学界，所以我们可以采取这种策略，先接受、再丰富，既尊重他国学者的知识创新，又让“舶来品”与我国实际情况接轨，有效应用于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另一种策略是创新本土概念、提出规范操作、发展普遍方法，让中国本土知识走向国际。这是本土创新在先、国际拓展随后的推进策略。中国关系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更多地依赖后一种推进策略，拜年网、餐饮网、求职网、创业网等本土概念和网络测量方法，就是按照这种策略提出的，其中餐饮网已进入社会资本研究的国际量表。

　　关系社会学的四项理论突破

　　创立14年来，关系社会学获得显著进展，阶段性学术成果已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社会学卷。以下聚焦关系社会学的四项理论突破，呈现其如何坚持中国主体话语，力求超越西方范式。

　　（一）关系纽带议题：从纽带强度论到纽带变异论

　　如何把握中国人关系纽带的本质特征？西方现有理论预设是把握关系强度概念，从“形式”（forms）上定义和测量关系纽带及其差异性，从而有了关系强弱的理论争辩。关系社会学创立之后，通过观察、访谈、体验、调查、实验等手段，所获得的大量经验研究成果都表明，中国人的关系纽带不能仅仅从形式上测量其强弱连带性，因为它们还具有丰富的关系交往内容（contents），其中两个根本要素是“情”（sentiments）和“义”(obligations)。

　　从2017年开始，笔者先后论述了“纽带变异论”，根据情与义的配置变化，提出五种类型的关系纽带：一是联系纽带，无关情与义，嵌入性资源是信息；二是情感纽带，情为动因、义在情中，联系双方互享同情、关怀、诚信，甚至忘我和利他；三是情义纽带，情为先、义为后，是情感交往拓展出来的相互责任、帮扶义务、工具性社会资源交换；四是互惠纽带，义为目标、情为机制，资源互惠既是纽带发生的原因又是后果；五是交易纽带，与情无关，只讲交换，不论其他。这五种关系纽带类型，在国际社会学界是个革命性的概念创新，不但将会推动中西比较研究，而且五种纽带类型在我国人口中的交叉分布和变化趋势，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后果的重要评价参考。

　　（二）关系机制议题：从资源差异论到多种机制论

　　强弱关系论争的内在逻辑是，弱关系有利于跨结构边界的信息流通，而强关系有利于结构边界内外的人情动员；换言之，强弱关系纽带的效用差异在于通过它们动员的潜在资源的差异。我国实证研究表明，强弱关系对于信息和人情的双重资源动员虽然存在量的差异，但是均有动员能力。

　　针对这一矛盾现象，笔者和团队成员开展了多种机制的研究工作。从2013年开始，我们提出了下列关系机制：机会增量机制、人情交换机制、餐饮动员机制、尊法促进机制、信任侵蚀机制、社会资本积累机制、体育社会资本机制、族际交往机制、心态调节机制、疫情风险规避机制、线上与线下的虚实转换机制。这些机制的提出，以及通过一手数据收集和严格的统计模型加以证明，是坚持中国主体话语的体现，突破了西方关于信息—人情的二元思维，对当代社会网络分析作出了原创性的学术贡献。

　　（三）关系文化议题：从作用升降论到关系惯习论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均有关系主义现象，引发国际学者对于关系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可能发生何种变化的学术论争，学者们执不同观点，各有实证根据。对此，基于广泛且稳定的关系作用的实证研究成果，我们将关系作用置于中国历史长河中考察，提出关系惯习论，将其概括为六大关系惯习：一是优先考虑亲属关系的亲属惯习；二是次优考虑强关系的亲情惯习；三是发展多重功能的复用惯习；四是通过面子机制动员关系资源的面子惯习；五是通过互惠回报机制调动所需资源的人情惯习；六是将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的延展惯习。关系惯习论的提出，不但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关系作用的理论争辩，同时也超越了西方理论范式，将结构视角的“嵌入论”转化为文化视角“惯习论”，为解释关系的稳定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这也是坚持中国主体话语的一个学术成果。

　　（四）关系网络议题：从网络构成论到超稳圈假设

　　多人的关系纽带构成了关系网络。西方分析范式提出了同质性的紧密网络（dense network）和异质性的疏松网络（sparse network）一对概念，将所有现实发生的亲友网络、同学网络、政商网络、企业网络等，均纳入这对抽象网络概念中加以研究。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关系网络，使之既符合社会网络分析的学术规范，又能体现中国人关系网络的特色？关系社会学研究的三项突破如下：一是相对于西方典型社会网络的纽带广泛性、功能单一性、偶发义务性，提出中国典型关系网络的纽带特殊性、功能复用性、频发义务性三大特征。二是基于民营企业和科层组织的研究，提出了决策人核心圈网络是权力运作的根本社会机制的观点和论证。三是基于创业创新实践，提出决策人核心圈超稳的理论假设，认为这是创业者成功的公司治理秘诀之一。这就是说，中国人关系网络具有纽带亲情化、功能复用多、频发义务强、核心圈超稳四大特征。那么，带有这些特征的中国关系网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于各种强国目标的实现，具有哪些正向和负向作用？如何发挥其正能量、消除负能量？这将是未来实证研究的重要议题。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