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法社会学：方法检讨与经典阅读》一书是作者十几年来在法社会学领域阅读和思考的成果凝结。书中讨论了许多基础且重要的问题，如“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等，其观点也非常有启发性和洞见力。考虑到作者主业并非法理学而是民事诉讼法学，本书的创作难能可贵。此外，本书的讨论偏理论性，很多章节是对经典书目的解读，这些内容在主流期刊上发表的概率很小，但对于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又很重要。因此，作者坚持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导读式工作，非常不易。

　　积极尝试打破学科限制 

　　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其内容的跨学科性。这不仅表现为法学二级学科间的跨越（诉讼法学与法理学），也表现为法学与关联学科（尤其是社会学）间的跨越。我国的跨学科研究不易，有以下原因：一是大陆法系法学知识的专业壁垒较高，阻碍了社会学学者对于法社会学等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二是民法、刑法等传统二级学科已基本完成了教义化，学者对于跨学科思考的兴趣不是很高。三是在法理学领域，一些学者基于“纯化法学”的目的，在方法论上相对排斥社会科学。然而在诉讼法领域，因为程序正义问题很难从实在法上找到终极答案，所以多数学者对跨学科研究感兴趣。本书作者作为一名诉讼法学者，有着很强的社会科学关怀，并为打破学科限制做出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尝试。

　　当然，这种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也跟作者的思维习惯有关。本书作者是对周遭社会环境十分敏感的人，他曾以法律地理学的视角，对西北某基层法院的日常运作进行过细致研究。而法社会学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法律作为一种现象会跟社会发生联动。学者们通常把法律看作是社会现象的一种，在社会中认识和考察法律，也关注法律对社会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大陆法系法学却更为强调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主体性和自洽性。这种分歧某种程度上说是思维方式的分歧，谈不上孰优孰劣，引用本书中的概括叫作“各归其位”——这是一个思考法社会学学科定位很好的出发点。

　　廓清学科定位有待深入 

　　本书的论述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尤其是在廓清法社会学的学科定位这一点上，还有待深入。

　　首先，本书虽然强调“法社会学不一定都是经验研究”，也详细讨论了涂尔干和韦伯等学者的经典理论，但本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略显陈旧，没能对法社会学理论上的发展与进步予以足够关注。本书对法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给出足够清晰的回答。例如在第三章，作者将“作为理论的法社会学”转化成了“关于‘法律实践’的理论”，认为理论是对“法律实践”的某种反思。这种简单概括虽然可以从一般直觉上覆盖多数法社会学的理论面向，但是也遗漏掉了一些更为抽象的法社会学理论研究，即“关于法律的社会哲学研究”。

　　其次，虽然多数社会理论确实是对社会实践的反思与提炼，但不能否认的是，还有不少社会理论是来自于理想型哲学观念所设定的目标。这些社会理论也对法律在社会中的运作提出了规范性定位，并影响了其具体运作，是法社会学理论研究不能忽视的部分。例如，本书没有涉及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观念所提出的“商谈社会理论”，就对“法律商谈理论”的诞生有直接影响。事实上，无论是涂尔干还是韦伯的理论，都不仅仅是对社会实践的简单抽象，其中也隐含了他们的规范性关怀，这些理论也都是经验与规范的杂糅。受英美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作者仅仅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单向的“前者诞生后者”，失之偏颇。

　　最后，笔者并不认同作者仅仅将法社会学看作是一种“方法论”的观点，而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法学的一种重要“范式”，甚至是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法学并列的第三种法学范式。“范式”这个词作者在本书中有过讨论，但似乎并没有把它跟“方法论”明确区分开。笔者把“范式”理解为“方法论”的上位概念，即在学科中起到基础性和方向性指引作用的宏观路径。

　　总之，法学的历史远早于近代的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从诞生之初就以为法律寻找“正义的根基”（或者说“规范性基础”）为己任。传统的自然法学将法律的正义根基追溯至超验的力量；“祛魅”之后的实证主义法学则认为法之正义源泉只能来自于“实在法”（positive law）。法社会学可以说是对这两者的颠覆，它把法律的正义属性与“社会”联系了起来。“社会”这个概念肯定不若“自然”般遥远和缥缈，它基本上属于“实在”的范畴，但是又不如“实在法”那么确定。作为法学范式的法社会学，应当以寻找法与社会之间的规范性关系为己任。在此框架之下，各种法社会学研究，无论是理论的还是经验的，都只是把法律的规范属性与社会相连接的不同具体道路而已。唯有如此看待法社会学，我们才能避免陷入所谓“外部视角”的话语陷阱之中，让它成为真正值得“追寻”的法学范式。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